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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原苏联人移民这个小国后,奇迹发生了……

发布时间:2016-11-30 20:03浏览次数:100Tags:财经国家周刊

“创业国度”并非生而如此,那是一个风险重重的转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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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程瑛

得益于中国的“双创”战略,平均每个月,地中海东南岸的以色列都会迎来数千名中国访客——希望借鉴技术转移新模式的政府官员、打算收购创新科技项目的企业家、还有对这个“创业国度”充满好奇的学者或记者。

这个国土面积略小于京津两市之和的国家,曾被贴满苦难、战乱、宗教纷争的标签,而现在,虽然访客们仍然会在耶路撒冷老城叹惋史迹,但他们显然更关注这个建国仅60余年的国家令人惊叹的创新能力。

在以色列官方版“创新之旅”中,有三个地点的出现频率极高:位于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大学,号称“创业村”的北部小城约克尼姆,还有将国家造币厂改造为办公室的风险投资基金JVP。

以色列理工大学被视作创新及创业的孵化地——这有双重含义,它既是顶尖科技的研发机构,也是青年学习创新及创业技能的地方;

约克尼姆是一座每年高新技术出口额高达60亿美元的微型城市;

至于掌握超过11亿美元风险投资基金的JVP,不仅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风投基金,它的成长史还隐含着以色列政府对于风险投资的态度。

当这三个“创业国度”版图中的重镇回溯自己与创新结缘的起点,都会将时间的指针推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以说,以色列政府及社会自那时启动的一系列举措,直接造就了今日名满天下的创业国度。

而若要做更进一步的探究,则必须回到1948年至上世纪80年代末以色列建国后40年间的历史现场,去了解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历程——你会发现,“创业国度”并非生而如此,那是一个风险重重的转型故事。

新移民到来

1991年,约克尼姆的市长西蒙·艾尔法西,正急于说服来自苏联的专业人才定居在自己治下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从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一路向北,沿着地中海岸行车一个多小时,然后向东转入内陆,约克尼姆就坐落在一处高速公路贯穿的狭窄山谷里。

艾尔法西曾是印刷厂厂长,在1989年当选为约克尼姆市长,开始了他一直延续至今的漫长任期。

1980年代末的约克尼姆只有5000名居民,90%就职于当地的两家国营企业——兵工厂和面条厂。那时的城市发展计划是,到2010年使当地人口达到1万人。“那太慢了,我觉得应该用2年达到这个目标。”艾尔法西市长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对于当时以农业为主的以色列而言,劳动力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动力,但却极度缺乏。

那时,尽管起于70年代的经济危机自1985年渐趋好转,但高失业率和曾经高达400%的通胀率,仍然让欧洲犹太移民对前往以色列心存顾忌。约克尼姆的失业率有30%,因为兵工厂和面条厂早已陷入困顿。

1991年12月25日夜,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联宣告解体。其后,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蜂拥而出。

20世纪的最后10年间,共有80万名原苏联人迁入以色列,总量相当于以色列1990年代末人口数量的五分之一。第一批数量为50万的移民进入以色列只用了3年。

今天,每10个以色列人中有9个是移民或移民后裔。正如曾为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做过顾问的吉第·格林斯坦所言:“移民是不排斥重新开始的,准确地说,他们是爱好冒险的人,一个移民国家就是一个企业家的国家。”

尽管劳动力迁入对于以色列的重要性始终如一,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来的以工程师、医生等专业人才为主的移民,却帮助这个国家实现了关键的“跳跳蛙”式发展——在一国历史中,经济增长期常见,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财富差距的“跳跳蛙”式发展却并不常见,只有不到10%的国家经历过这种改变命运的跳跃。

事实上,尽管在宗教传统中以色列是犹太民族不可撼动的“应许之地”,但那时的以色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非移民的最佳选择。

建国之后的以色列,国有经济占绝对控制地位,战争拖延了改革,经济危机在被推迟的同时亦被加剧。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以色列遭遇超级通货膨胀,电话卡因为保值而被囤积,生活用品抢购风潮也在所难免。

直到90年代初,以色列的机场小而破旧,整个国家没有一条主要的公路可以当做真正的高速公路来使用,电视信号糟糕,全国只有一家归政府所有的希伯来语电视台,私人想安装电话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1990年,以色列还没有一家连锁咖啡馆,也没有一家酒吧,第一家麦当劳是1993年开业的——在那之前,北京和莫斯科的麦当劳早已人满为患。

为了留住这些高素质劳动力,以色列政府以南部地区为主,设立了很多中心来帮助原苏联移民。地处北部的约克尼姆并不在其中。艾尔法西市长自己跑去移民中心,说动了第一批50个处境窘迫的新移民家庭到约克尼姆了解情况。

尽管提供免费住房,但最终,只有4个来自阿塞拜疆首府巴库的家庭决定留下来。这让艾尔法西市长略有挫折感,但他鼓励自己:“总算是开了个头。”

到1993年,约克尼姆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万人,其中一半是移民。艾尔法西市长的想法是,这些拥有技术和专业知识的移民不应该做简单的工作,要帮助他们学习希伯莱语,更要帮助他们创造能发挥才干的机会。

改革创新来自社会精英的共识。1992年底,一项后来被称为以色列创新之始的项目被提出,即YOZMA计划——希伯来语“首创”之意。

在那之前,以色列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原因之一是推进军工进步——用大约20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建立了高科技研发体系。而在80年代后期,改革使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大大削弱,工程师们纷纷开创自己的创新型企业。

同时,由于改革尚未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融资问题,创新企业的资金需求几乎无法得到满足。

被称为“以色列风投之父”的伊格尔·艾立赫向政府申请建立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即YOZMA。

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大批原苏联移民来到以色列,这些人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知识结构都很不错,但融入以色列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引导这些人进行创业成为政府的一项选择,这就形成了一个对风投机构有强烈需求的市场。

以色列政府向YOZMA 投入1亿美元,并借此引导海外资本投入。这个划时代的计划分为两部分:用2000万美元直接投资起步型创新企业;用8000万美元与国际机构成立了10家子基金,最终达到2.1亿美元规模。

“JVP就是其中之一,到今天这10家基金尚存两家。”JVP副总裁寇比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创业需要什么

在1992年前的以色列,风险投资是一个罕见的词汇。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现任以色列理工大学副校长丹·谢赫特曼,在1986年开设了创业课程——科学家做商学院的事,这在当时争议不小。

犹太人长于营商,但以色列建国后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私营经济一度几乎无从发展。

丹·谢赫特曼向本刊记者回忆说,虽然在1980年代末失业问题严峻,大学生们非常关注创业话题,“但是没有人教这种课,一些教授认为大学没必要教这些。”

他向以色列最知名的企业家们发出邀请,最终只请到一位风险投资家,第二年如此,第三年亦如此。

不过,至今30年,丹·谢赫特曼的创业课程从未中断,而以色列几乎所有重要的企业家都登上过他开创的讲坛。

“创新和创业不同,创业是把发明转化为商品。”丹·谢赫特曼说,对于创业能否教授,争论始终存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赋,有人认为可以后天习得。”

在他看来,虽然创业的成功率一般而言只有5%,而且难以预测和控制,“但是尝试越多,成功的机会就越多,经验总是越多越好,从而避免愚蠢的错误。”

在丹·谢赫特曼创立的课程中,第一个主题是“一个创意从产生到进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二个主题则是培养竞争的技能。“很少有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需要了解运行一个生意都包括什么,比如金融、市场、法律等等,他们需要训练。”

不过,刚刚来到以色列的移民所需要的,远比创业课程更多。

“他们需要房子,我们一共拿出220套房子,装修后免费提供给他们,后来还想尽办法给他们提供了100%的购房贷款。”艾尔法西市长说。

当时,许多以色列城市都拿出举措吸引移民。但在不少地方,从原苏联来的工程师、科学家、企业管理者们因为语言不通,不得不像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那样从事低端劳动,比如打扫卫生。

根据1989年到1993年的统计,原苏联移民中70%以上是各类专业人员。

“他们很聪明、有知识,必须让他们找到适合的工作,发挥所长。”艾尔法西市长说。而这正是约克尼姆迅速变身为“创新村”的关键。

移民开始开办公司,由小到大,再吸其他创新公司到来。同时,艾尔法西市长向中央政府提出减免税收并获准。

这并不容易。以色列是税负较高的国家,原因之一是它因特殊处境而需要巨大的国防开支,同时人民福利较高,还需应对国营企业的亏损。

直到2014年前后,经过不断下调,以色列公民所缴税额仍占收入的31.4%。据经合组织统计,美国是24.5%,加拿大是30.5%,英国32.6%,德国36.1%。

2002年《以色列税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这一革命性变革,对“主动性资本(如风险投资、证券交易、直接投资等)收益税”进行重大调整。到2011年,以色列颁布了“天使法”(Angellaw),用减税鼓励对早期高技术公司的投资。

“风险投资的发展不只和钱有关,规则和环境更重要。”寇比说。

什么是一个国家最成功的投资

不止于减税,自1990年代初开始,以色列政府对创新和创业让利颇多。

在YOZMA创立初期,政府基金只与国外资本共担风险,但并不共享利益。投资项目走上正轨之后,政府基金便以接近成本的价格退出,只加上5%-7%的收益。

即使交由专业团队管理,YOZMA的投资成功率也并不算很高,初期仅为10%-20%,但成功案例往往可以获得接近10倍的收益,这吸引了越来越多资本进入。到了1995年、1996年,海外基金在YOZMA中角色已非常重要。

比如近年为了吸引中国资本,以色列政府为那些在以色列投资受挫的中国投资者承担10%到 15%损失,最高可达1500 万美元。

目前JVP第七期中有5位中国参与者,包括阿里巴巴、奇虎 360 和盛景母基金。

“私人投资者和政府投资着眼点不同。一个项目如果失败了,不一定是技术不行,而技术和人才可以从失败的项目中转入其他项目,政府投资看重的正是这些,其目标是创新进步,而风投更看重资金回报。”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首席科学家阿维·哈松告诉本刊记者。

在以色列的国家创新体系中,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无疑是最著名的部分。以色列政府各部门一共设有13个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代表政府帮助企业进行商业研究与开发,从而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

以色列贸工部的OCS大约有250名职员,目前运行40个项目。而JVP是与OCS直接合作的少数VC之一,帮助后者运营2个孵化器。

OCS共有18家孵化器交由企业竞标运营,一个周期为8年,之后会根据业绩决定是否继续。

“90年代后期原苏联移民的创新公司比较多,政府为此建立了孵化器。”JVP副总裁兼合伙人费欧娜告诉本刊记者,JVP是第一家为OCS运营孵化器的私人投资公司,这种成效显著的模式激励政府将更多投资公司引入其中。

每年有大约800家创业公司向OCS提出申请,经过严格审查,1%的申请者会获得几十万美元投资,其中大部分来自OCS,小部分来自投资公司。JVP并不追求投资项目的数量,对于看准的项目,他们甚至会单方追加投资并放宽投资周期。

这让JVP的成绩单很醒目。在其他孵化器中,政府投入1美元可收回4-5美元,而在JVP运营的孵化器,政府每投入1美元可以收回10美元——只要看好某一项目,JVP的投入可能是其他孵化器的10倍。

今天的约克尼姆共有4家政府背景的孵化器,每家都有自己的方向,如医疗、高科技等等。“最早的一家是15年前建立的。”艾尔法西市长说。

源源不绝来到约克尼姆创业的年轻人,有一些来自丹·谢赫特曼的创业讲座。30年间,超过1万人学习了这门课程,目前这门课用了以色列理工大学最大的教室,“教室有600个座位,但有800名学生想听课。”丹·谢赫特曼说,应邀授课的人士主要包括三类:从零起步且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正在成功路上的年轻企业家;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比如政府专利局、律师事务所等。

作为以色列最成功的风险投资机构,JVP失败的投资项目仍然占30%,而其中不乏历时10年、成长40倍的惊人案例。

在2000年,通过出让股权等方式,政府彻底从YOZMA退出。当时10个子基金的资本已超过40亿美元。而风险投资在以色列终于成为重要产业,自2008年起,以色列的人均风险投资额全球排名第一,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

这个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0.2%的国家,贡献了160余名诺奖得主,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是创业者,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企业数量超过欧洲企业之和。

这是一个国家最成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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