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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邦尼:“卖官鬻爵”如何塑造法兰西财政?

发布时间:2017-12-07 22:01浏览次数:100Tags:历史研习社

作者 / 理查德·邦尼

荐稿人 / 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推荐理由

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形成国家财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等一批学者大力推动新财政史,正是为了解释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这一面向。

本篇论文中,理查德·邦尼认为,法国曾经建立起强有力的君主权力,这君主权力依赖的正是在封建贡赋之外建立有效而稳定的经济资源汲取手段。但18世纪之后,捐纳、包税等制度都在持续汲取经济资源的同时,带来极大的税收成本与效率问题。这正是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拿破仑帝国则重新塑造了法国的财政制度,从而形成现代法国及其财政结构。这里节选了论文一、三、四节的部分片段,特别是捐纳(卖官鬻爵)在法国财政结构中的意义。

法国财政的中央集权化历史,就是一部法国历代国王在对外政策和战争方面的承诺以及17和18世纪历任财政大臣实施详尽财政政策决策和控制的历史

路易十六后来称财政部是“王国最敏感的部位”。除161世纪20年代的桑布朗赛(Semblancay)内阁政府——一个更类似于由像雅客`科尔(1438-1450年)这样的国王财政总管实施控制的例外情况——以外,16世纪初一直到80年代才出现一种财政事务合议监管机制。财政政策中央监管制度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很可能由贝利埃弗尔的蓬包纳(Pompone de Believre,1575-1588年和奥的索朗瓦(Franncoisd', 1588-1594年)率先付诸实施。

▲法国财政部

从1598年任命苏利(Sully)为财政总监到1661年逮捕富凯(Foucquet),除1611年偶遇挫折外,财政事务中央监管得到了加强。如果可以说在科勒贝之前已经存在,那么财政部在法国是一个17世纪的现象:财政大臣的职位终于与财政总监的职位合二为一。

在财政事务管理方面,所谓的“公共”与应该被正确视为“私人”的领域之间的区别只是逐渐出现的。苏利这样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廉洁没有在下一代人中重复出现:克洛德·比利翁(Claude Bullion)到他1640年被捕时估计已经超过1540万里弗尔(但他的负债也有资产这么多),而即使是检举富凯的科勒贝本人(无论采用哪种计算方法)也搜刮了接近600万里弗尔的钱财。这些财政大臣的俸禄和非法利得虽然看起来数额巨大,但与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萨林(Mazarin)分别领取的2200万里弗尔和3700万里弗尔俸禄毫无可比之处。

法国官场的廉洁标准必须从顶部开始设计,这是路易十四为了彻底杜绝非法利得而规定的个人行为准则的永久性成就之一。劳(Law)在这种体制下发了大财(劳在1721年3月1日写给摄政王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财产“当时大概值1亿里弗尔”),但后来在这个体制崩溃时失去了大部分。1720年以后的大臣俸禄与1661年前相比,确实已经少得不值一提。卡罗纳(Calonne,1783-1787)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可被视为腐败的财政大臣, 但他的俸禄与他那几个17世纪上半叶前任的俸禄相比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路易十四

法王国的财政在1520年后的这个时期里发生了两个最关键的结构性变化,那就是卖官鬻爵公债(以市政府大楼为抵押的公债)形式的长期债务的发展。官职为创新收入而被变卖,而每年的应付利息(俸禄)必须用于支付部分已经占据被永久性转让官职的官员。关于卖官鬻爵的意义,在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有过激烈的争论,像黎塞留和科勒贝这样的大臣都抱着取缔或至少严格限制卖官鬻爵的改革意图开始了自己的任期。

总的来说,卖官鬻爵的结果就是滋生了一个庞大的置于朝廷直接控制之外的行政机构。一方面,卖官鬻爵恶化了朝廷的收入问题,因为很多税收必须事先规定用途(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分配”)以支付捐官官员的年俸;另一方面,卖官鬻爵排斥了彻底解决财政问题的行政管理方法,因为捐官官员可能会像劳和内克尔所发现的那样阻止推行改革措施。

卖官鬻爵和合并债务耗用了各省大量的税收收入:虽然捐官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很高,但还债占去了很大一部分王室支出。很多税收收入从未上缴到中央金库,而是在地方就地用于冲抵还债和支付俸禄所发生的支出。由于这个原因,即使要确定科勒贝在17世纪60年代实施会计改革后的“真实”净收入,也存在实际和语义上的困难。

18世纪,法国朝廷继续把卖官鬻爵作为一个收入来源,而官位的价格持续上涨。虽然孟德斯鸠为卖官鬻爵辩护,但韦农·德·福包乃(Vénon de Forbonnais)和内克尔批评这种做法。狄德罗认为,卖官鬻爵是一种邪恶,不过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邪恶;终身官员是一个反对专制的堡垒。

1715年之后,法兰西王国明显依赖公司结构的公债,但这种公债没有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公债效率高,部分是因为它的从属信贷结构不够广泛。这种公司结构的公债早在17世纪就已经存在,但法国政府依赖它的严重程度被同时使用的短期贷款收入和新的财政措施或税收合同所掩盖。

波旁王朝曾经依靠手中掌握的财政权力在欧洲变得强大起来,也因财政权力的旁落而垮台。那么,改革者们“财政责任越大,就意味着对外政策越不具侵略性,财政国家兴起的步伐就越慢”的观点是否就正确呢?法国19世纪的经历表明并非如此。即使到了1815年后,议会也没能阻止财政支出在1815-1913年间大幅上涨了444%,并且尤以1815-1883年增长最快。19世纪的战争大多持续时间不长,但以军备维持的“武装和平”的成本、国家机构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作用的扩大都进一步巩固了拿破仑留下的新生财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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