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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不在大楼

发布时间:2017-12-03 07:32浏览次数:100Tags:三联生活周刊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潘光旦

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存活了八年,却是现代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教员是“教授中的教授”,学生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学术之自由,思想之包容,令后来者感到高山仰止。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位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内西南联大旧址(黄宇 摄)

西南联大拥有如此崇高声望,很大程度上,因其拥有一大批“大师”。他们对内治校,对外议政,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这是怎样的盛况呢?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在其被赞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样畅想: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拐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

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仁’了吗?”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5年, 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从左至右)在昆明。

让我们来管窥一下西南联大彼时的师资。在历史系任教的教师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鋐和钱穆;哲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贺麟;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杨振声;外语系有梁实秋、钱锺书、吴宓、王佐良;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李卓敏、赵迺抟、秦瓒;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王化成、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法律学系有燕树棠、蔡枢衡、费青;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

灿若星河,不可具表。

群星闪烁

此时上课,可谓“躬逢盛典”。后来任教于云南大学的方龄贵,在回忆中所述颇为详尽:“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教师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们会簇拥着去听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开在早晨六七点,依然广受欢迎;刘文典讲《红楼梦》,200多人跑来听讲,听众被挤到教室门外,演讲只得改为露天进行;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亦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更甚的是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讲。

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汪曾祺在名为《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文章中写道。但没有人将“京派”二字挂在嘴上。中文系系主任实行“轮流坐庄制”。朱自清当过一段,闻一多代理过一段。罗常培当的时间较长,背后被学生叫作“罗长官”。“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系相近,民主、自由、开放,却似乎比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先生们上课各具风格。钱穆穿一身中式蓝布长袍、布鞋、黑边眼镜。上讲台不带讲稿,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道来,配合手势和肢体语言,“讲所有课都很有感情”。在方法上,他与王国维一路,将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任继愈是西南联大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回忆钱先生,“是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教育的好老师”。当时有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去参军,钱穆劝谏说:“你们不要认为在后方念书就是贪生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书读好了,才能报国。”

钱穆

冯友兰讲课慢条斯理,“如果笔记记得快,跟得上他的说话速度,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可以出版成书”。然而他讲课很有条理,没有废话,因为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清晰。晚年冯先生全靠口授,助手记录下来,稍作修改即可,基本上出口成章。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很有趣。比如他说大学就是自学为主,当研究生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过来的,你把着他的手,那是教不出来的。

冯友兰

罗庸讲杜诗非常“叫座”。罗先生上课不带讲义,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译注都背出来。教古文字学的唐兰,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讲词的方法是“不讲”,用无锡腔调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过了。沈从文在联大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创作的精义,归为一句话:“贴到人物来写。”

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带一张纸。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均信手写来;讲中国通史,对于历史人物如数家珍。雷海宗先生拥有至情至性的爱国热情。和别人辩论苏联出兵东北的正当性时,这个待人处事镇定冷静的人,会因为热忱压倒了理性,流下眼泪来。

闻一多讲《楚辞》,是联大里的一桩风景,他的起头总是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先生上课时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烟。汪曾祺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唐诗不拘一格,讲中国晚唐诗歌和西方的印象画派一起讲,还特别爱讲“点彩派”。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时,闻先生会将手绘在毛边纸上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烦琐的考证讲得生动有趣。

闻一多

抗战后期,闻一多被视为联大的“完人”——他是富有创造力的学者,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遇刺令他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同事白英(Robert Payne)认为,闻一多“能够敏锐地把握联大整个群体的思想”,把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相提并论。闻一多的告别演说,言犹在耳:“‘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被视为“教授之教授”的是陈寅恪。赵元任将他与梁启超和王国维并列,为“三大导师”。他是一个受到同行尊敬的学者。加入清华时,许多同事去听他的课,包括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日本汉学家和田清(Wada Sei)在其学生孙毓棠的清华成绩单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后,立即免试,让孙进入东京帝大研究生院。因为身体羸弱、患有眼疾,陈寅恪闭眼授课,时常转身对着黑板疾书,不回头看学生。辗转西南联大后,因医疗条件不佳,陈先生的眼疾一误再误,最终失去了光明。

陈寅恪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通晓希腊语、拉丁语等十几种欧洲语言,亦懂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有一门课“藏文梵文之比较研究与中国佛教经典研读”,几乎没有学生能够获得选修资格。在联大任教时,因为缺乏材料,他不得不降低了这门课的授课标准,即便如此,懂得的人依然凤毛麟角。陈寅恪在联大有一首诗,抒发了古来中国文人的“南迁”忧思:“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

陈寅恪

刘文典为人率直、洒脱,是一个有如庄周般狷介的先生。“上课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一年他讲《庄子》,开头一句是这么说的:“《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天南海北,经常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有一学期讲《文选》,只讲了半篇《海赋》,却用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举了很多外国例子,还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法文单词。他的“喜欢骂人”也是十分闻名的,比如他说巴金:“春天里的秋天,狗屁不通!”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某教授,他就不识字。”

这个老牌知识分子对于同行怀有苛求,鄙视学识水平不佳的人,尊重有学问的人。关于他的轶闻也比较多。比如在《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提到的,他“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十分看不起沈从文。沈从文被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另一次,刘文典跑警报时,适逢沈从文擦肩而过。刘便停下来不跑了,对沈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学生跑是为了未来,你跑又是何为?”这段轶闻,在张曼菱采访而成的《西南联大行思录》里亦有提及。也有人认为此段故事演绎成分大,大概因为刘文典个性狷狂之故,人们附会在他身上的故事比较多。

刘文典

被人称作“浪漫至尊”的是吴宓。他曾经抛下妻子,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毛彦文,却又与毛女士失之交臂,在诗作里哀叹自己的“错过”。除了这位毛女士,在留下来的《吴宓日记》里,还可以读到其与一位素未谋面的女演员的柏拉图之恋。联大教授贺麟先生说:“吴宓先生讲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他本人就是拜伦、雪莱,他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一首浪漫的长诗。”年轻女士向他坦承与已婚男子坠入情网,吴宓劝她:“勇敢去爱吧!”看到年轻夫妇服毒自杀,赤身裸体死在床上的新闻后,吴宓热泪盈眶,感叹:“美啊,美啊!”

吴宓的个性里有一个“真”字,他对人、为学,不矫饰、不敷衍,也不大计较个人利益。1947年,《围城》面世,作者钱锺书曾在联大任教,小说人物原型涉及许多联大教授——包括吴宓。其他人大肆抨击钱锺书,吴宓却不以为意,还说这部小说“百读不厌”。在教学上,吴宓具有比较文学的视野。他强调在希腊—罗马、基督教、佛教和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相互比较。上课时,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令学生很是佩服。

吴宓

而今人们追忆联大,习惯将之理想化,视为一个自由思想的乌托邦,忽略这个乌托邦里的琐碎与庸常。王力教授在一篇叫《领薪水》的文章中发牢骚,一如而今白领的日常抱怨:“‘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

沈从文也发出批评:“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做事。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此情此景,可以说与当下社会并无分别。

然而,正如北大教授刘东在《西南联大国文课》的导言中写到的那样,现实的关照恰好反证了理想的难求:“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在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

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为人所景仰的,在其名师高徒,更在其学术自由。在行政上,联大推行“教授治校”;在教育上,推崇通才教育。

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说到了通才教育之益处:“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金岳霖则说:“如果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比如,追求新知、培养人格……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过分强调一两个非常实用的方向,迫使青年转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某些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国民。”

杨振宁的回忆可为联大通才教育的一个成功佐证:“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杨振宁将其今日的成就,归功于联大的教育。

南湖是联大师生在云南蒙自办学时常去散步的地方,这里让很多人联想起故都北平(黄宇 摄)

在学生比例上,西南联大学生以本科生居多。然而,教授传授的东西,不是千篇一律的统一文章,却均为各自研究成果。陈寅恪讲授隋唐史,第一堂课上便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联大的“大一国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大教授许渊冲回忆说:“这一年度‘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大一国文”为各系必修,从其课文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联大的倾向性。“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汪曾祺说,“大一国文”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书。

汪曾祺(左)和老师沈从文

文言文部分,《诗经》选了“关关雎鸠”;《楚辞》选了《九歌》,而不是《离骚》。《论语》选《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重个性、轻功利的态度,对联大学生有着深远的潜在影响。魏晋时期不选庾信、鲍照,而选了陶渊明和《世说新语》,与此前选择有相通之处。唐代文章选柳宗元,弃韩愈。宋文依旧选李清照,选的却不是词,而是《金石录后序》,可谓独到,也影响了联大的文风。白话文部分,鲁迅入列,选择的却是一篇《示众》。选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并不意外,而选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颇为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联大教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大师上基础课。“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的老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联大基础课的一个特点,是大一、大二都要修国文和英文。“不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西南联大三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合作,因有许多好教授,更因教授之间能互相尊敬。因为学术水平相近,对于相互的能力认可,彼此心理上可接受。教授之间不会互论长短。“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玩笑和批评也是经常有的,但没有人会去“传小话”。朱自清的儿子朱乔生说,当时昆明很好的一个风气,是大家相互不嫉妒。联大的教授们,甚至可以相互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在典型的学术环境里,这是非常罕见的。

联大的师生关系十分平等。陈省身教授回忆说:“西南联大就不分教授与学生,有的学生很好的,跟教授一样,见面就随便谈谈,平起平坐的。”甚至有了“师生互教”的风气——学生的学问到了,也可以反过来教老师。教授大都爱才。罗常培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汪曾祺感慨地说,“夙慧”这种对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是不会出之于而今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对于学生,联大中文系教授要求有些散漫。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授)、声韵学(罗常培授)要按时听课,其余都较随便。朱自清的“宋诗”相对严格,他一首首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有定期的大小考。然而考试,也并不如何吓人,一般都只是在学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在这点上,北大的授课倒是一以贯之。

位于蒙自的联大文法学院女生宿舍旧址(黄宇 摄)

联大的读书报告不重抄书,重在有无独创性的见解,哪怕是怪论,也可以接纳。根据汪曾祺的回忆,一次某同学交了一篇李贺的报告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这样天马行空的解读,令闻一多大为激赏。又有一次,一个同学在杨振声教授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的想象写了一篇报告《方车轮》。凭着这份报告,杨振声先生宣布该生期末可以免考。

潘光旦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这种可贵的“散漫”,实则是一种大智慧——“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自由主义是高悬在这座学府里的,看不见的精神旗帜。联大开设的课程、住宿、课外生活和实习工作,都鼓励自由选择。当其自由意志与中央权力发生碰撞,就产生了反抗。

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试图加强对全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控制。他领导下的教育部,规定国文和中国通史成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科学生要选修以中国导向的课程作为专业课。这个策略是使大学教育职业化。大学新设了三门必修课: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经过国民党的删减和修改,被设为课程的“三民主义”,已经成为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这门课的前身,实则是战前的“党义课”。

推崇欧洲教育体系的现代派学者认为,这纯粹是赤裸裸的“党化”教育,是为了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对此,联大师生大多表示了强烈反对,最后,这门课变成了走过场。1942年,联大应蒋介石个人要求,又开设了一门伦理课。即使由冯友兰讲授,一度有人捧场,后来也门可罗雀,最终从课表上无声消失。1944年,联大还被迫举行过“总理纪念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方刻意把活动时间安排在学生午餐时间,会场上人影稀疏,校领导视而不见。

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吴文藻

何兆武在年逾八十的时候说:“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人前途是光明、美好的;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

他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所代表的价值是否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呢?学者易社强对此表示了否定。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之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是冯友兰。虽然冯也在西方受过教育,却是传统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之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

钱穆的一席话,亦可说明联大的通才教育,是对中国传统的传承——“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为学”实则“为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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