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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母亲的“丧偶式育儿”:为什么“妈妈回家”是个假命题?

发布时间:2017-09-21 14:38浏览次数:100Tags:女权之声
农村母亲的“丧偶式育儿”:为什么“妈妈回家”是个假命题? 2017-09-22 李晓璇 女权之声 女权之声 女权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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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李晓璇


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一席”上的演讲近日得到了的广泛传播和讨论。罗斯高认为,中国作为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其后备劳动力却在面临着由教育程度低,营养不良和陪伴缺失带来的认知能力低下危机。他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和触目惊心的图表数据,将农村儿童的发展现状再次带入公众的视线。而为了解决危机,他开出“让妈妈回到农村”的药方,将改变的责任归于母亲。

在引发关注的同时,罗斯高的提议也激起了舆论的剧烈批评。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罗斯高号召母亲回到农村,无异于继续强化男女刻板的社会分工,把母亲限制在育儿和操持家务的角色中;从研究伦理的角度出发,为幼儿测定智商,用什么方式测定智商,包含了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从学科范式出发,能否用经济学角度量化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有待讨论……

然而,当公众还以为“让妈妈回家”只是罗斯高一厢情愿的号召时,现实已传来了危险的信号:最近五年,大量进城务工妇女放弃工作,主动选择返乡陪读。罗斯高开出的“药方”已有成为“新事实”的趋势。

事实上,监护人缺失,分离的家庭模式必然会影响儿童的生命历程和成长,这不仅是学界的共识,也是普通人同样拥有的简朴教育理念。如果说初代农民工让老人带小孩是“可接受的下策”,那么在新生代农民工眼中,“老人带不好小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祖辈监护”的选项不再被接受,因此实质性地促使了妇女们或返乡或留守的“丧偶式育儿”。

妇女返乡陪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担心的监护人缺失问题,却也显示了当下的农村儿童照料与教育的新图景。为什么老人不再拥有抚养孩子的能力?为什么母亲一定要回家陪读?当母亲返乡后,母亲、父亲和农村家庭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挑战?

事实上,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从来都不是家庭或者个人维度就可以解决的,母亲返乡,恰恰无奈地标志着教育投入的不足。面对罗新高提出的问题,该追问的对象不是母亲,而是我们的教育,就业等社会支持体系是否做好了准备?

“公婆带不好孩子”:新生代家长的教育期待

“母子分离”在每一个时代都牵动人心,“留守儿童”也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群体。近日讨论之所以牵动人心,是因为如今的打工者,同时具有“流动”、“留守”和“返乡”的三重体验,他们是三十年前的“留守儿童”,是当下“外出务工”的中坚力量,是初现雏形的“陪读妈妈”,正面临着“如何养育孩子”的全新考验。

2014年起,我在罗斯高所说的“大部分孩子生活的地区(即中部地区的贫困农村)”调研,我发现“拒绝祖辈抚养”是新生代打工者最先做出的养育决定,对他们来说,这个选择很“艰难”,却也很“自然”。当询问他们为何做此决定时,我得到的答案往往非常简单——“公婆带不好孩子”,而不是“老公不让我出去”或者“公婆不让我出去”。

江苏南通,小学生在课间做广播操

祖辈不是突然“带不好小孩”的。往前看十五年,2002年前后的社会研究仍然指出“祖辈监护”是最主要的监护类型,接近九成的父母认为祖辈带孩子“没什么问题”或“只有一些问题”。但是近年的研究却显示:“单亲监护”(尤其是母亲监护)正在超越祖辈监护,成为农村儿童最主要的监护模式。十五年前,祖辈健全还留在家里看小孩的妇女会被说“懒”,在外务工是“正经事”,但现在,常年在外的母亲则会被说为“心挺狠,孩子那么小,还跑那么远”

如今的年轻父母有过“被留守”的经历,他们深知祖辈抚养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辅导和督促学习、管不住小孩看电视、农忙时看不住小孩,做的饭孩子吃不惯等等。祖辈带大的孩子也被认为更容易性格有问题,或成为问题少年。

二十年前,“留守儿童”受到社会关注时,上述担心是普遍的,但却是被“悬置”的。而现在,这些担心已无法被新一代的父母所忽视——即使他们的教育水平同样不足以辅导孩子功课,但陪伴功能的重要性,已无需再强调。罗斯高的所谓的“忧心”,这一代为人父母者再清楚不过。

换言之,从“公婆带孩子没问题”到“公婆带不好孩子”,这中间发生变化的不是祖辈,而是父母。主动拒绝公婆带孩子,不再“悬置”隔代教育的弊端,实际上反映了新生代打工者对孩子受教育的巨大渴望,他们虽“子承父业”继续流动打工,但极其渴望孩子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成为下一代打工者。

罗斯高喊妈妈回家而不喊爸爸回家,带来母亲“丧偶式育儿”的弊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我在调研中发现,尚未归乡的父亲也表达了异于父辈的担心。不少父亲坚定地告诉我,他们一定要在孩子初中叛逆期时回家,因为妈妈一个人“管不住”,尽管父亲的抚育责任仍被推后,但新生代打工者对孩子接受更高更好教育的渴望,已成为他们对生活意义叙述的中心,围绕孩子的论述,远远超过围绕自己的论述,孩子成长的期许,占据了他们未来生活的所有构想。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除了家长之外,其他支持孩子成长的社会资源,正面临一场危机

教育资源上移与“县城租房”模式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农村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城市上移,留在乡镇而不是去县城变得愈发困难。据统计,2006年到2010年,我国累计减少农村小学84158所、教学点22143个,每年减少26575所,每天减少约73所。尽管教育部已在2012年叫停农村教育布局调整,但很多原来奉行“村不办小学、乡不办初中”的地方,却也实质性的吸收了这些撤并政策。直到今天,教育资源的上移趋势仍在被持续巩固与强化。

乡村两级现存的小学和中学寥寥无几,能提供的教育资源也不尽人意。于是,很多农村的陪读妈妈,就得在乡镇和县城中选择。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会去乡里的小学和初中,到了高中再去县城,条件稍好的则可以“一步到位”,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就去县城。如果孩子不向上移,就会被留在教育资源分配的底端。

以我所在的村和乡为例,一半以上的小学学生数只有个位,老师们迟到早退,甚至不布置作业的现象十分普遍。乡级中学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在确保自身的存续压力下,学校不得不以加强校园规训、极化学生分层甚至是鼓励差生向职业学校提前分流、将分流任务指标化等方式来强化学生管理。在农村糟糕的教育条件下,父母不得不重新在乡镇和县城寻找学校,寻找新家。

这当中,中途转学比普通升学更难找到合适的学校,但好的高中名额常常被城市户口的家庭占据,走关系办不进公立学校的转学生,只能以高价的费用进入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很多又不能享受“两免一补”的政策。

海南省海口市的一间乡村小学,四个年级只有三名学生

对90后组成的家庭来说,县城更是唯一选择。和80后母亲相比,90后父母已根本无法回到农村生活了,首先是在农村找不到同龄人,过往的同学要么外出工作,要么还在读书;其次是家里还有公婆,年轻人少有种田,嫁进门的姑娘又不可能看着婆婆每天屋前屋后忙。

尽管越来越多的县城中学提供住宿,但意外的是,不少农村父母也拒绝孩子住校。在县城住校的费用并不便宜,但相比租房而言,能减少农村家庭相当大的一笔费用。拒绝住校的理由很多,包括在晚上督促孩子学习,可以经常和孩子交流等等,但“在学校吃不好”也是一个时常谈起的理由。新生代打工者的农活经验十分有限,但从小的生活方式,加上媒体上曝光的各类食品问题,让他们对学校伙食的状况十分担忧。尽管他们的营养学观念很多是捕风捉影的谣言,但他们相信吃学校的盒饭不好,菜是打农药的,油是转基因的,远不如自己做的健康。住在县城的陪读妈妈只能买菜,她们抓住一切机会向乡下的亲戚要菜,但更多时候,也只能吃城里没有虫眼的菜。

“陪读”模式背后的成本与牺牲

回家陪读的妈妈不仅壮大了一直存在的“留守妇女”的队伍,还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即租房住的“陪读妈妈”。回家陪读对于女性而言,损失是多方面的。

首先,陪读的平均年限决定了回家的妈妈们难以再就业。简单算一笔账:80后的母亲从孩子上初中开始陪读,最短的陪读时间是6年,而更多的90后父母从小学就开始陪读,这样一来,读到高中最短也是12年。此外,这一代农村家庭的结构普遍是二胎,这意味着回家的妈妈在送走大孩子后,还要继续陪着小孩子,等到最小的孩子也高中毕业,女性的年龄已很难再外出务工了。

罗斯高研究中的养育观认为,决定孩子认知能力的最关键时期是0-3岁,如果妈妈在这一时期陪着读书,未来的教育回报就会最高。但有意思的是,0-3岁反而是不少80后90后父母唯一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祖辈的年龄段。在打工者的简朴教育观念中,0-3岁孩子的性格还远没成型,过了三岁后,孩子的年龄每大一岁,祖辈育儿的风险就在增大。抛开罗斯高的养育观念是否真的科学不谈,孩子0-3岁时,是妇女为数不多的能离开家进城务工的机会,甚至不夸张的说,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罗斯高的畅想,后果是极大的压缩了妇女工作的时间段,让农村女性在生育之后的人生规划里只有抚养孩子。更糟糕的是,县城乡镇工作机会极少,合适的工作(小型工厂、餐馆、售货员)又很难自由安排时间,不能保障孩子的饮食和上下学接送。我所调研的县城,没有工作的陪读妈妈达90%以上。

经济上看,不住校,租房陪读的成本十分巨大。在县城和乡镇,租房的成本包括房租水电汽和日常的三餐,“什么都要钱”是县城生活的状态,而很多消费在农村本来是无需花钱或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的。90后陪读妈妈的公婆很多身体尚好,就会选择一起去县城陪读,好的情况是母亲可以放心的找个工作,差的情况是,在县城的生活成本变得更高了。对家庭来说,每月父亲务工的工资几乎全部用在了陪读开销上,当只有父亲一人在外打工挣钱时,在县城能选择的住宿条件也只能是最差的。如前文所言,这一代的父亲不少想在孩子到了叛逆期时回家,但是陪读家庭的经济条件又多大程度上允许他回家呢?

当罗斯高号召农村妈妈回家时,他是否想过上述的成本与牺牲要谁来承担呢?而对我们来说,解决农村儿童发展的问题,又怎么能仅仅关注父母回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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