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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军”为什么特别能战斗

发布时间:2017-07-12 23:01浏览次数:100Tags:文化有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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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崇祯皇帝自尽于煤山。第二天,整队进入北京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

后世史籍,常以此判断“明亡于流寇”。这段历史,学界通常称之为明末农民战争时期。

明末农民战争的首义者,是天启七年抗粮杀官的澄城农民,短短几年间,各路义军便蜂起于陕西各地,势如星火燎原。崇祯二年,陕西巡抚胡廷宴称:“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贼恣掠。”[1]

各路农民军如何能迅速组织起来并且行军作战?为何能长期坚持,转战大半个中国,并且在明军围追堵截之下不断发展?

这么能战斗,因为军中有高手。

陈雪(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叛卒、逃卒、饥军,都是明军

高手就是明廷自己的兵。

据史料记载,起义初期,陕北各支义军中,逃兵很可能为数不少。

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叙述“流贼初起”时,曾有这样一段表述:

流贼所由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是也。天下形势,莫强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斗,故六者之乱,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2]

这六种来源中,逃卒、叛卒都是逃兵,他们多来自明廷在陕北设置的防御蒙古入侵的边防卫所,受过训练,稍通武艺。而所谓“响马”,也是啸聚山林的强人。

明末士人吴伟业也注意及此,认为“秦宼,延绥以北为逃兵,以南为土宼、饥民”[3]。

后人所绘李自成进北京。

按其所言,陕北各支义军中,逃兵出身的,以神木的王嘉胤、清涧的“神一元”为首,继而发展到绥德的“不沾泥”、庆阳的“可天飞”、延安的“郝临庵”、镇原的“红军友”。他们主要活跃在延绥以北地区。由此可见,崇祯初年,在有一定影响力、活跃于陕西沿边地带的农民军中,脱伍的边兵很可能是骨干。

有限的史料记载显示,一些重要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多有与行伍相关的出身传说。

早期的农民起义领袖王嘉胤(麾下曾有高迎祥、张献忠),一般认为其为府谷饥民,但《怀陵流寇始终录》则明确说他是延绥镇定边营的逃卒。

又如张献忠,一种说法说他是“隶延安卫籍,固将家子”[4],另一种则说他是铁匠之子,专门承造军器[5]。

再如李自成,他曾当过米脂县圁川驿驿卒,已是定论。驿卒虽称“卒”,但实际只是官府的差役,虽然不是“兵”,但也与普通农民不同,毕竟有机会熟悉弓马之术。

以上传说的流行,意味着计六奇、吴伟业等人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而义军首领多绰号,譬如张献忠号称“八大王”,李自成绰号“闯王”,罗汝才绰号“曹操”,史籍中存在的一种解释是,他们往往出身边军豪族或者良家世职,不愿累及亲族,才以此隐匿姓名,[6]这也从侧面说明战争初期,农民军中某些人员的身份具有特殊性。

由哗变的边军转化而来的农民军,战斗力不可小觑。

以边军为主体的农民军,有名有姓、事迹可考的,是保安的“神一元”、“神一魁”。

二人为兄弟,神一元为“延绥叛兵”,崇祯三年十一月,他率领缺食缺饷的“饥军”三千余人起义。虽然神一魁在崇祯四年初接受了明廷的招安,但此前的战斗经历和数月后重新起义,都足以表明其组织力与战斗力。

神一元率众起义之初,迅速拿下了新安边、宁塞营、柳树涧三个沿边堡寨,随后便占领了保安县城。崇祯四年初,神一魁又破合水、围庆阳,矛头直指陕西的军事重地。

而神一元、神一魁的先后战死,实际主要源于内部的分裂,与这支队伍的实力无干。

当时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也在奏报中明确提到这支队伍“能征惯战”:

此贼与河曲之贼,皆东西两路惯战边兵,攻一城即破一城,破一城即据一城。[7]

为什么会站在明廷的对立面

逃兵何以会加入义军,站在明廷的对立面?

原因之一,是积欠边饷。

明廷的边防,“九边要害,半在关中”,正统到嘉靖年间,陕西沿边所设之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都为防御蒙古骑兵的前线重地。

“隆庆和议”之后,战事不如先前频繁。到万历间,满洲兴起于辽东,长城东部防线压力骤增,朝廷对沿边地带经营的重心随之转移,这意味着朝廷有限的人力、物力也随之向东部倾斜。

以至于崇祯初年,陕西四镇欠饷严重,“额粮缺至三十六月”[8]。

欠饷严重,环境也艰苦。

按照杨鹤亲眼所见,“延西一带,极目黄沙”,“地本不毛,一物不产,频年亢旱,粟贵如珠”,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士卒月饷,“缺欠四年”,“欲其不做贼不可得也”[9]。

崇祯元年,固原州库被劫,数百名士卒抢了库中的粮饷,随即聚集上千人,进攻泾阳、富平、三原等相对富庶的关中州县。

针对崇祯初年陕西的情况,计六奇说,“狡寇逃丁,互相煽动,狂锋愈逞,带甲鸣锣,驮驰控弦者,千百成群”,原因在于,“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10]

因缺饷而逃而叛,部分边军与各支农民军相融合。

原因之二,是西兵东调。

万历间,陕西四镇边兵东调援辽,士兵受不了长途奔波、征战之苦,于是逃卒、叛卒不断出现。杨鹤有言,“援辽之后,从来征战,几人回此,边兵所共苦也。”[11]

逃卒、叛卒回乡之后既无法归伍,也难谋其他营生,加以天灾,米珠薪桂,逐渐成为义军中坚。

义军中还收纳了不少中途哗变的边军。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清兵围住京师(史称己巳之变),崇祯帝急令各地督抚火速勤王,陕西四镇抽调精兵一万七千余人,入卫京师。

勤王途中,士兵哗变。

甘肃巡抚梅之焕和甘肃镇总兵杨嘉谟率军行至定西时,部分士兵夺取营中粮饷,自行返回原驻地。后来,哗变首领被杀,逼得其他士兵离伍,成群结伙加入义军。[12]

义军得到边兵的补充,战斗力得到提升,与明军作战,并不落下风,明廷内外交困,引发一系列指向灭亡之路的连锁反应,而把自己培养的士兵,推向对立面,是其中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正月戊戌。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流贼初起。

[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崇祯五年十一月乙未。

[4]《绥寇纪略》卷十,盐亭诛。

[5]《遗事琐谈》卷五,寇祸本末。

[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崇祯元年十一月戊午。

[7]《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第9页。

[8]《崇祯长编》卷十九,崇祯二年三月壬午。

[9]《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第11页。

[1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请发兵饷》。

[11]《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第9页。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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