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17微号网www.17wh.com > 古今通 >

[专辑]李斯:汉末三国的乡里秩序

发布时间:2017-06-20 18:03浏览次数:100Tags:先秦秦汉史

“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新境”专辑


按语:制度史作为传统的史学命题,得到几代学人浓墨重彩的书写;但由于史志中有关地方制度的记载匮乏,研究多集中于中央。上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初,是全国各地楚、秦、汉、吴、晋简牍“爆炸式发现期”,相当一部分简牍为郡县行政系统或与之平行的屯戍系统文书档案,为战国秦汉至三国西晋地方行政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借助出土简牍,配合石刻、铭文、封泥、印章、壁画等材料,重新思考基层行政相关问题,已经有诸多学者提供了示范性研究。有鉴于此,先秦秦汉史公众号拟于4月下旬推出“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研究新境”专辑,推介相关研究成果。期待各位前辈、同道支持!

专辑顾问:邹水杰,专辑策划:游逸飞、徐畅,专辑编辑:李凯凯、姚磊。


汉末三国的乡里秩序

湘潭大学历史系 李斯

汉末大乱造成大量民户的非正常减耗,导致传统的基层行政体系失去了管理对象,原有的乡里建制在许多地区已经难以维持。但是,通过官府的有效治理,乡里秩序又逐渐恢复。以郡县长吏为代表的官府力量为恢复乡里秩序所作的努力,不仅反映在指导社会生产方面,而且体现在乡里教化方面。民间舆论对良吏的爱戴与赞颂,体现出基层民众对于官府重建乡里秩序的认同。

在此时期,地方豪强对乡里秩序的影响有所加强。随着豪强势力在基层社会的推进,民众与官府的联系有逐渐减弱的趋势。民众对豪强的依附关系日益增强。同时,由于官府控制力量弱化,导致豪强与官府之间呈现出一种既有斗争又有联合的互动关系。但是,官府仍然是乡里秩序的主导力量。豪强或屈服于官府权威,或与官府合作以共同维护乡里秩序。

走马楼吴简中所反映的基层组织中的里、丘并行现象,是汉代乡里建制的延续,体现了行政上的因地制宜和随机应变,也更多地带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色彩。从简牍文书的记载来看,官府相当重视对县乡小吏与流亡人口的人身控制与管理,并为此设计了严密而复杂的监管体系,对小吏是否滥用职权和豪强是否隐瞒户口的审查犹为严格。官府为了与豪强争夺民众支配权,在行政程序上也设置了许多障碍,以求尽量不使户口流入豪强之门。这说明孙吴政权对秦汉以来的基层行政体系既有继承和沿袭,又有改革和创新,反映出汉末三国的乡里秩序处在一个曲折发展的过渡时期。

秦汉魏晋时期乡里秩序的变迁,不可能只是传统行政力量单方面规划的结果,也并非单靠某种社会力量和组织予以实现,而应是基于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历史研究的进步一方面源于方法,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史料,在材料有限的中古时期尤其如此。现存汉末三国时期的几部文献基本都是正史,涉及地方的记述都以郡县长吏为主,几乎看不到乡里组织的存在与实际运作。但实际上,乡里秩序在秦汉魏晋时期逐渐定型和成熟,为国家尽可能地控制编户齐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一直波及后世。而汉末三国时的乡里秩序,上承先秦两汉,下启魏晋隋唐,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冲突、制约与反制,也可以为我们现在研究和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发。因此,本文试图在尽可能全面、充分地了解与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力图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的考证和分析,以求得一个对汉末三国的乡里秩序较为坚实可靠而又不乏新意的认识。

第一节 乡里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认为,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切实有效地予以控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对基层社会与民众的管理和控制。正如顾炎武所说:“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作为基层社会重要单位的“乡里”,不仅是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也是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发挥各项职能的基本载体。稳定的乡里秩序,是国家统一、政权稳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于这一自秦汉以降即实行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有学者参考了社会学中的有关“社会控制”概念,也称之为“乡里控制”,主要是指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及其反馈。

在秦汉地方行政组织中,乡里作为政权基层单位,地位至为重要。然而,纷繁复杂的旧有宗族、地域和社会势力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国家对基层社会不可能实行直接、完全的有效控制,惟有在整合民间秩序与利用民间势力的基础上,国家权力才得以向广大乡里社会推进,进而实现对民众的统治。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强行消除地域差别,想要全面、彻底实行自上而下的乡里控制远未成功,秦王朝甚至二世而亡,主要原因也在于此。继之而起的汉朝统治者吸取教训,奉行无为而治,在保持各地千差万别的乡俗基础之上终于实现统一,其有效的统治时期长达四百余年,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对乡里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其后由于长期战乱,乡里秩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乡里组织时有兴废,但在此变迁过程中仍然体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传统的基层行政体系在秦汉时期渐趋成熟和完备,但这一平稳的发展进程因汉末大乱而有所停滞。大量民户的非正常减耗,导致基层行政失去了管理对象,原有的乡里建制在许多地区已经难以维持。但在战事渐趋缓和之时,通过官府的有效治理,许多地区的乡里秩序又得以逐渐恢复。民间舆论反映出基层民众对这一治理模式的认同程度。

一、乡里组织存续情况概览

汉末三国时期是一个空前混乱的时代,在这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乱之中,秦汉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乡里体系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与破坏,主要体现为乡里组织的艰难存续与残缺不全。当时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不休,自然灾害频发,由此引发大规模的人口减少与迁移,导致原有编户齐民的基层管理模式逐渐难以维持。史料中不乏有关记载,例如灵帝熹平六年:“天无丰岁,官见殚财,民人流移于四方,不能还其骸骨。”董卓将皇帝迁往长安,以武力驱使洛阳民众西行,许多人因不堪饥饿困顿而倒毙途中,积尸满路,以至于“二百里内无复孑遗”。献帝初入关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徐州原来“百姓殷富,谷食甚丰,流民多归之。”不久,曹操攻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袁术初到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钞略为资,奢欲无厌,百姓患之”。术后至淮南,“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用曹操的话总结,就是:“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在这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为了躲避战乱与灾害的人民便大量逃亡,脱籍现象日益增多,对户籍管理造成了严重困难。“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可见战乱造成的破坏程度之大,更有所谓“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兵火波及民居,使得原本居住于城中的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大量民户的非正常减耗,导致基层行政失去了管理对象,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传世文献中有关乡里组织的记载很少,只能从一些零星片断中钩稽其大概。根据正史记载,在一般情况下,汉代的乡里建制应该是: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

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汉末之时,由于大量民众流亡,户口脱漏严重,许多乡里组织已经无法维持其原有规模,从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只能自行瓦解了。然而,传统的乡里组织和吏员设置还是存在的。例如,董卓败亡后,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就地解散,各自逃回乡里,但贾诩劝说他们:“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由此可见汉末大乱时,某些地方亭长还能行使捉捕逃犯的职能。魏国的王忠,也曾“少为亭长”。曹操逃亡时,“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曹操虽然谎报姓名,但亭长仍然怀疑他是通缉的要犯,只是由于功曹与县令代为隐瞒,才得以释放。而县亭仍然有一定的辖区,且还有专人管理,如桓、灵之际刘宠“尝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顿传舍,以待刘公,不可得止。”但亭部的地界由起初的尚有亭吏守护、他人不得擅入,发展到后来任人侵占而不追究其责任。如汉末杨沛为了谋生,“占河南几阳亭部荒田二顷”,说明汉末乡亭管理逐渐松弛。

此时期有关郡县吏员的事迹在传世文献中比较常见,但关于乡官里吏的记载就很少了。关于三老,只有曹丕率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的记载,同传注引《魏书》曰:“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可见,在谯这个地区还有三老等乡吏的存在。这可与《通典》卷三十六《魏官品》条“诸乡有秩三老,第八品;诸乡有秩三老第九品”的记载相映证。基层组织之一的“里”,其名称也屡见于史载,例如有“南缠里”、“延里”等。从有关“里社”的记载来看,某些地区仍然保留了全里居民共同参加祭祀活动的习俗,而这些活动一般是由里父老来主持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里的存续。例如,《太平御览》卷三八四引《汉杂事》曰:“颍川郡上事,其日有陈太丘父子四人俱共会社。小儿季方御,太儿元方从,抱孙子长文,此是也。”又如,王修“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

此外,还有关于乡里什伍编制的记载:“(管)辂至安德令刘长仁家,有鸣鹊来在閤屋上,其声甚急。辂曰:‘鹊言东北有妇昨杀夫,牵引西家人夫离娄,候不过日在虞渊之际,告者至矣。’到时,果有东北同伍民来告,邻妇手杀其夫,诈言西家人与夫有嫌,来杀我婿。”这条材料的某些描述固然不乏离奇色彩,但就其所反映当时乡里秩序的实际情况来说,应当还是可信的。即以五家为基本单位,实行连保、连坐制度,以限制民众活动,达到便于管理和控制的目的。这与秦汉以来的基层治理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后汉书》所谓“民有什伍,善恶以告”的具体表现。而且从这条材料来看,同伍之民告发与检举速度之快,也反映了这种控制仍然有效。《三国志·魏书》卷八《公孙度传》中也有县令召某人为“伍长”的记载。又如,郑浑为京兆尹时,“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这是从制度上再次确立什伍编制的权威,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郑浑后来出守他郡,也采取了类似的治理办法,而在其治下出现了“村落”这一新的乡里组织。从字面来看,这应当是汉代聚落的延续,而在功能上,又兼具传统乡里组织的特征,如征收赋税、编制户籍、督促生产、维持治安等。从“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的记载来看,不难觉察到有人为设计的意味,也是官府行为的体现。这实际上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乡里组织在遭受战乱之后,在地方官吏的治理下对民众重新实施管理与控制的一般情况。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户籍资料和赋税记录可见大量乡名与里名,虽然只是临湘侯国的一部分官方档案遗存,但也反映出孙吴统治下该地区的基层行政建制较为完备。

以上尽管均为个别记载,但综合来看,至少可以说明自秦汉以来实行了数百年的基层行政体系在此时仍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因天灾人祸陷入了发展的低潮期,但只要战事趋于平息,官府治理得当,则原有地区社会生产与乡里秩序的逐渐恢复,应当是可以想见的。

二、官府主导下的乡里秩序

组织与督促民众进行农业生产,征收赋税,教化民众以移风易俗,维持治安等活动本来是基层治理的一般内容,也是恢复与重建乡里秩序的重要措施,只不过在汉末三国时期,这些行为更多地含有一些临时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在内。同时,由于战乱的影响,招纳流亡并重新编户,从而使凋敝的农业生产尽快恢复,以提供更加稳定的赋税来源,这不仅关系到当时各个割据政权的存续与发展,也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对民众的人身与经济控制成为此时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例如前面提到的郑浑之事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不仅制定法律以约束重新定居的民众,并且为之规划居住和生活区域。至于这些“村落”究竟是沿用原有的聚落旧址加以修葺,还是重新建造的,已不得而知,但他“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又“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无疑使饱经战乱之苦的民众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故“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官府劝导与督促民众放弃以渔猎为生,转向传统的农业生产,也为乡里秩序逐渐步入正途奠定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因为这毕竟是有关国计民生与政府财政来源的头等大事。正如汉末徐幹在《中论·民数》中所说:“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

类似的例子还有:陆逊领海昌县事时,“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颜裴为京兆太守时,“民人多不专于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间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间鉏治。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于是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京兆与冯翊、扶风接界,二郡道路既秽塞,田畴又荒莱,人民饥冻,而京兆皆整顿开明,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杜畿为河东太守,“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繇役,随时慰勉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由此可见,官府在战后重建乡里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使得乡里体系得以再度运转,重新步入正轨,诸如编户齐民、征收赋税、督促生产、维持治安等各项职能均已恢复。虽然诸如“家家有丁车、大牛”和“家家丰实”的记载未免有夸大和溢美之嫌,但乡里秩序在这些地区的逐渐恢复则是显而易见的。官府编制乡民并指导其从事农业生产,根本目的还在于使民重新附籍,官府直接控制的户口数量才能稳定增加。

以郡县长吏为代表的官府力量为恢复乡里秩序所作的努力,不仅反映在指导社会生产方面,而且体现在乡里教化方面。正如杜畿所说:“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乡里教化的目的是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控制,这与秦汉以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实质上是相通的。乡里教化不仅包括处理民众的日常辞讼,调节乡里矛盾,也包括兴办学校与移风易俗,以教导民众敦睦向善,奉公守法,服从官府的管理与控制。例如,曹操为济南相时,“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即使在战事频仍的建安初年,他也相当重视乡里教化,并为此先后于建安七年、八年专门下令:“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如果说从刑名法治的角度对民众实行的管理属于一种“硬控制”,那么从思想文化方面以德化民则可称为一种“软控制”,这实际上也是对汉代以儒家道德观念为核心的德治理念的延续。

在武帝以前,乡里教化的任务由“非吏而得与吏比”的三老承担。东汉以来,由于三老已经成为乡吏,故德教也被纳入官府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引导和改造民间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使之向官方认可的方向发展。例如,董和为成都令时,“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蜀地大概是由于较少受战乱影响,民众蓄积较多,故当时社会上奢侈之风流行。作为县令,董和通过自身行为以俭化民,无疑带有一种官方的表率意味在内,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又如,徐邈为凉州刺史时,“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汉代民众本来有为祭祀而倾家荡产的陋习,这样使得能够用于生产生活的费用就更为窘迫,不仅有碍农业生产,也不利于乡里秩序的稳定,自然也是为官府所禁止的。例如,汉末营陵县的城阳景王祠,“旧多淫祀”。应劭到官后,认为“糜财妨农,长乱积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故规定:“自今听岁再祀,备物而已,不得杀牛,远迎他倡,赋会宗落,造设纷华。”这同样反映了能否真正实现移风易俗,关键取决于以郡县长吏为代表的政府行为是否有效。

当然,官府也需要借助民间力量为民众作出表率、树立榜样,这主要表现为尊儒举贤与奖孝扬善。例如,孔融“承黄巾残破之后,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以彭璆为方正,邴原为有道,王修为孝廉。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名为郑公乡。又国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木而殡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县社。其礼贤如此。”官府对于当时名士彭璆、邴原、王修等人的举荐和优遇,一方面固然有笼络人心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也是汉代“以德化民”思想的延续。对孝行卓著之人的表彰,无疑迎合了民间传统道德观念,同时也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和效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基层民众对乡里秩序的反馈

汉末三国时期,战争旷日持久,灾祸连年不绝,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其艰苦,民间广为流传的《小麦谣》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由于战事的激烈,以至于男丁都被征为兵卒,在本应是家家欢乐的收获季节,却只留下了妇女们在田间劳动的身影,这充分表达了民众对战争的厌恶之情。这时,他们更加希望有人能站出来,为百姓疾苦而大声疾呼。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当时吏治普遍败坏、官府朝令夕改、横征暴敛的环境中是很难得到实现的。“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这首童谣反映了民众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以及这种情感无从宣泄的无奈。类似的还有诸如“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谣,可见饱经战乱的民众不愿再四处迁徙,而渴望安居乐业,恢复传统的乡里生活秩序。马新的研究表明,东汉民间谣谚中歌功颂德者与阿谀奉承者远多于刺贪刺虐者,但歌谣对官员治政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德行兼备、治才出众,不扰民、不烦民,而又真正为百姓谋福利的父母官,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也更加能为乡里民众所爱戴和怀念。例如,朱桓为余姚长,“往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士民感戴之。”朱桓出身吴中大姓,个性护短,不甘为人下,但作为地方官却颇为称职,以至于其死后,“吏士男女,无不号慕”,又“家无余财”,为官清廉如此,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公孙度治理辽东,“遗风余爱,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虽然公孙父子在汉末三国群雄争霸的时期中只是匆匆过客,其武功无可追述,但能够将辽东一带治理得井井有条,也算是惠及一方了。

对于良吏的颂扬,民众也多采取歌谣的形式。贾琮为交趾刺史时,“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刘陶为顺阳长,“覆案奸轨,所发若神。”后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太平御览》卷二六八引《会稽典录》提到徐弘为县令时,“诛剪奸桀,豪右敛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遗”,故有童谣曰:“徐圣通,政无双。平刑罚,奸宄空。”这些歌谣中虽然大多歌颂的是官吏的个人品德和治绩,但实际上也反映了民众对于清明政治与和谐社会的期望。越是在贫穷困苦、战乱频仍的时代,这种愿望就体现得越明显和强烈。

除此之外,当时民众还广泛地采用诸如画像、刻石、立碑、立庙、立祠以及祭祀等方式来表达对地方良吏的爱戴与追思。例如,仓慈“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田豫为官清廉,一生都以西门豹为榜样,“汝南闻其死也,悲之,既为画像,又就为立碑铭。”张嶷“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临阵战死之后,“南土越嶲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上述材料无不反映出一个事实:即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与环境之下,民众真正能够记住的肯定是那些为民请命、与民谋利的好官,这也体现了官员自身素质对乡里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之秋,民众已经不太能够意识到朝廷的权威,而经常与他们打交道的亲民之吏就成为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的主要中介,民众对这些良吏的爱戴与赞颂,实际上也就体现了对官府重建乡里秩序的认同。

第二节 地方豪强与乡里秩序

地方豪强作为民间权威的代表,对乡里秩序的稳定有着重要影响。在汉末大乱的特殊背景之下,这一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豪强势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有所加强。与豪强争夺民众控制权是乡里秩序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此时期官府控制力量相对弱化,导致豪强与官府之间呈现出一种既有斗争又有联合的互动关系。

一、豪强势力在基层社会的推进

有关基层行政的具体实行过程,并不只是从官府到民众之间简单的政令上传下达而已,代表官方的行政力量不可避免地要与在乡里社会早已存在的各种非官方的社会力量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后者的主要代表是地方豪强势力。而所谓“豪强”,不仅包括豪杰与游侠,更重要的是指那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强宗大族。在其前面冠以“地方”二字,意味着这些豪强始终是民间社会力量的代表,而其名为“豪”,通常是官府所要打击的对象。由于豪强在乡里社会的影响很大,官府有时又不得不借助其权威以维护乡里秩序,这就导致豪强与官府之间呈现出一种既有斗争又有联合的错综复杂关系。

实际上,官方权威与民间权威互相联合,从而构成共同支配乡里社会的二元控制格局,早在汉初就已经形成并长期存在。黎明钊《西汉中期之三老与豪强》提出了政府刻意培育三老等为地方领袖、担任行政中介的观点。他认为汉代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府政令,得到地方德高望重者的支持”。同时,他指出豪强是汉初以来极具地方色彩的社会势力,他们对西汉政权产生了威胁。而到了东汉,“一家一姓豪强或者血缘族群既可能支配地方,同时也可能是官僚层的一份子。”这种潜在的威胁在国家控制能力尚强的时候还体现得并不明显,然而到了社会动荡时期,豪强势力对于乡里社会的支配意图就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与官府争夺乡里控制权。东汉以来,豪强势力迅速膨胀,使得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的情况愈演愈烈。对此,宫崎市定认为:“随着豪族势力的扩张,土地和人民便到了豪族的统治之下,因而汉朝廷的政治便不能贯彻到下层人民中间。”因此,“地方豪族是走向分裂的离心力之体现者。”张鹤泉的研究也表明,强宗大族在东汉末年已经尾大不掉,可以公然与国家的地方政权对抗,国家已经很难遏止他们势力的发展,实际上,这些地方“强宗”已经成为国家分裂的隐患。由于地方豪强控制了基层民众,使得传统的基层行政体系无法有效运转,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终于动摇了东汉帝国的统治根基。

汉末仲长统在其《昌言·损益篇》中言及当时豪强支配乡里社会的情况:“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执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可见豪强以货殖财富、土地兼并等为控制手段,不仅横行乡里,甚至拥有了与太守、县令相抗衡的权威。同时代的崔寔也直斥豪强“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踦岖,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这条材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豪强不仅用经济手段,也用武力胁迫民众,以达到人身支配的目的。这就说明豪强势力对乡里社会不断渗透,使得民众与官府的联系有逐渐减弱的趋势。民众对豪强的依附关系日益增强,传统的由官府主导的乡里秩序逐渐演变为豪强对民众的支配关系。甚至在战乱时期,豪强可以无视法令,而擅自迁徙民众。如《三国志·刘晔传》所载“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由于官府权威与行政力量的弱化,类似的豪强行为已经很难被约束和制止,甚至连刘晔这样的“高族名人”,也会被势力更大的豪强胁迫,可见在当时的许多地区,乡里秩序已经失控,豪强之间为了支配更多的土地和人民互相争夺,而民众往往只能在其中委曲求全。诚如曹丕《典论·自叙》所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很多豪强不仅拥有私人武装,而且占据地盘和规模都不小,“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地方豪强作为民间权威的代表,对调节乡里矛盾,维护乡里秩序也有着重要作用。例如,刘虞“常降身隐约,与邑党州闾同乐共恤,等齐有无,不以名位自殊,乡曲咸共宗之。时乡曲有所诉讼,不以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为之论判,皆大小敬从,不以为恨。”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动荡、战乱不止的汉末三国时期,许多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无以自存,只能依附于豪强。田畴的例子堪称典型:

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原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畴有愚计,原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这条材料可以视为乱世之中的民众在豪强的领导下聚众自保的一个缩影。五千余家的规模,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县。其组成的成分想必也相当复杂,不大可能都是流亡民众,应当包括许多大大小小豪强及其部曲。也许正是意识到豪强众多的潜在危险,田畴便与其订立了某种契约性质的协议,以维护这个群体中所有人的行为。而田畴实际上由此成为了这一豪强联盟的领袖,从而能够制定法令、兴办学校、推行教化以至于“道不拾遗”。这些与传统基层行政的职能已经没有区别,田畴似乎暂时扮演了官府的角色。而这种避乱山中,由豪强共同推举代表以实行管理的特殊组织,似乎也确实带有些许“自治”的意味,无怪乎日本学者常以此作为“豪族共同体”理论的例证。但问题是,这种个别记载在当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呢?换言之,在其他地区,豪强势力也同样能够如此支配和控制民众吗?传世文献中相关记载很少,而更多的表现为官府与豪强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地方豪强与官府的互动关系

如前所述,豪强势力在本质上是异于官方的社会力量,因而往往无视政府权威,作出违法乱纪之事。汉代本有复仇的风尚,汉末仍然存在许多以复仇为职业的游侠。例如,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雠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这种滥用武力的个人行为,既是对乡里秩序的破坏,也会对政府行政造成阻碍。而甘宁的行为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本传称“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同传注引《吴书》亦称:“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甘宁以任侠风气纠合而成的团伙,通常都是集体行动,不但百姓闻之色变,连郡县长吏都会遭到诛杀,以至于横行地方达二十多年。在政局动荡时,地方豪强更是常按自己的好恶行事,想方设法驱逐或加害那些有才能、治理严的地方官吏,从而达到他们继续支配乡里,控制民众的目的。例如,阎温任上邽令时,“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养等举众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驰还州。”又如,董和为成都令时,县中豪强惮其严法,于是便联合向其上级施压,终于迫使其调离本职。类似的个人或群体行为,无疑是对官府权威的巨大挑战,而官府如果还想要对于乡里秩序实行有效掌控,就必然要对这类豪强的行为有所约束。司马芝任县长时的所为就是一例:

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繇,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青州号芝“以郡主簿为兵”。迁广平令。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讬,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而芝以见称。

刘节为本郡豪侠而能出任主簿,反映出豪强势力与官府有着密切联系,甚至能够利用这种特权包庇宾客的违法乱纪行为。一千余家的规模及其军事力量也不容小视,这恐怕也是前几任县长不敢让刘节及其宾客服役的原因。从司马芝最终能制裁刘节、调其宾客为兵的结果来看,来自上级太守的支持固然重要,但也反映出当时的法律并不承认豪强依附人口的合法性,郡县长吏只要有足够魄力,还是可以对此类行为依法予以惩治的。类似的例子还有:王修在任时,“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修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畏惮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与同罪。’孙氏惧,乃出贼。由是豪强慑服。”贺齐任县长时,“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由此也可看出:对于那些盘踞乡里的大豪强,一般的行政治理已经很难取得什么效果,惟有以军事手段对其进行彻底打击,官府在乡里的权威才能得到维护。

不过,由于战乱之时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军事力量终究有限,因此对于豪强也不可能一味打压,还要采取威慑与笼络相结合的手段。例如,赵俨为朗陵长,“县多豪猾,无所畏忌。俨取其尤甚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并著。”类似的还有:马忠“处事能断,威恩并立。”周鲂“赏善罚恶,威恩并行。”对于像乘氏县李氏那样拥有数千家宾客部曲的大豪强,则以县令之职笼络之,并让其还乡里,“慰劳诸县”。从后来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又自愿“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来看,官府与豪强之间有相互联合、相互利用的一面,豪强依靠官府的庇护在战乱中保全其宗族,而官府也需要借助豪强的力量以稳固统治。故有学者指出:“豪族出任乡里三老、父老,不过是代表王权在乡里实现其支配职能,豪族并没有形成独立于王权支配的社会秩序,豪族对乡里的控制是以不违背王权乡里支配为原则的。”

豪强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和依附人口是官府财政与士兵的重要来源,这在汉末群雄割据、混战不休的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各个地方政权无不尽量拉拢与争取那些有雄厚实力的大豪强。但归根到底,具有自由身份的自耕农终究是上交赋税的主体与财政来源的基础,因此官府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允许豪强在乡里的统治。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战事逐渐减少,地方吏治逐渐恢复时,官府仍要与豪强争夺乡里控制权,以保证赋税收入的稳定,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对此,各个割据政权的领袖人物都有深刻认识。例如,曹操取得冀州,便忙着查阅户籍数目,又下令“重豪强兼并之法”,目的就是为了扭转原来“豪强擅恣,下民贫弱”的局面。但曹魏后来实施的这种按户出调的赋税制度,与秦汉以来的以人丁数为标准的税制已经有显著的不同,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这种改革是政府与豪强势力妥协的产物,这样虽然在法理上承认了已被豪强隐匿人口的合法性,但尚可控制现有人户,使之不继续流入私门,国家财政来源就能够得到一定保障。由此也可以看出,汉末三国的乡里秩序由于受到时代与客观环境的制约,其支配力量是多元的,并且体现出官府权力与豪强势力反复博弈下的一种动态平衡。

三、豪强对乡里秩序的影响

从社会分期的角度研究乡里秩序变迁及其与豪族的关系,是日本学者长期兴趣所在。例如,宫崎市定认为汉代中国是典型的“都市国家”,当时民众都居住于城中之里,城外并不存在散居的自然聚落,体现了国家行政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有力控制,而汉末三国时期“村”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代的终结和向中世的转化。这一观点为谷川道雄所继承与发展,进而认为六朝时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正是社会体制发生剧变的体现,中国中世的“豪族共同体”是取代秦汉时代“里父老共同体”的结果。宫川尚志对六朝的村作了系统研究后指出,传统乡里组织因汉末战乱与国家权力瓦解而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拥有武装防卫的坞、堡、壁,并逐渐演变为后世的“村”,主要论据之一就是村主要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远离城市的地区,他还提到豪族在“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东晋次则对里父老共同体向豪族共同体转变的过程和原因做了探究,认为自西汉武帝之后,日渐强大的豪族就不断对父老秩序加以破坏,东汉乡里社会已经由豪族统治与父老秩序的并存和角逐转向豪族支配父老的方向发展。父老、三老也逐渐与官府、豪族结合,从而脱离民众走向首领化。增渊龙夫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任侠性的人际结合关系”在汉代民间秩序构成中所起的作用,特别强调了豪侠势力在乡里秩序中的地位与影响。江村治树认为汉代地方官员的选用依据是乡里社会的乡论,由于这种选任制的基础“不存在于同君主的私人关系而存在于民间”,因而当时的官僚普遍具有自律性。川胜义雄也对乡论与自律秩序的形成作了精细研究,他认为中国的中世是皇帝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当时的豪族阶级势力虽然逐渐有军事领主化倾向,但中国社会以舆论,也就是以后在九品中正制中起重要作用的“乡论”为基本控制手段,阻止了这种倾向,从而形成了有别于欧洲的中世社会。

循此逻辑,日本学者认为汉末三国时期的豪强在基层社会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认为东汉以来豪强势力与世家大族的不断膨胀,导致了豪族操纵乡论、武断乡曲的后果,传统的乡里秩序也逐渐被破坏乃至无法维持。殷周以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政治秩序,让位于人们为了在战乱中生存而结成的新共同体,由此形成与古代社会不同的基层社会结构。以士大夫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在危难中救济乡党,共度难关,实现了家族、宗族、乡党与士大夫的共同体的结合以及对乡里的支配。这种结合即为“豪族共同体”。但实际上,纵观此时期史籍中有关乡里秩序的记载,在少数偏远地区确有可能出现豪强支配乡里的现象,而在更多的地方,乡里组织仍然存在,传统的自上而下实行的基层行政体系仍然在运转。豪强或屈服于官府权威,或与官府联合以共同维护乡里秩序。

豪强确实控制大量的人口和土地,但也不可轻视官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如前所述,汉末三国时期官府并未放弃对编户齐民的控制,各级政权与地方官员仍然致力于恢复和重建乡里秩序。官府对基层民众的人身控制,在出土简牍中也有所反映。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 “私学”, 作为逃亡人口的一种,如果被人检举,乡吏不仅要亲自询问被检举者,处理完毕之后还要写成公文上报。这体现了官府对流亡人口和思想文化的严密控制。秦晖先生认为“乡吏还要负维护官方文化统治杜绝异端‘私学’之责。这本是典型的秦代法家传统——以‘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而严禁之。”汉末三国时期,“私学”仍然为官府严禁,并在基层组织中委派乡吏专门负责此事。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什么乡里自治,国家权力仍然统治着基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吴简所反映的是中央集权国家控制下的乡村社会即所谓“编户齐民”社会。此外还有一简也涉及“私学”,王素先生将其命名为“右郎中窦通举谢达为私学文书”,并认为此处“右郎中”是地方豪强的代表,他检举某人为私学,则有将其变为依附人口的可能。因此,官府特别重视,对其进行严格审查。这说明官府为了与豪强争夺民众支配权,在行政程序上也设置了许多障碍,尽量不使户口流入豪强之门。

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尽管在此时有所削弱,仍然力图最大限度保存作为赋役对象的自耕农民”,“即使在三国时期,国家仍然控制了部分编户,然而编户数量之少不足以维持一个中央政权,因而国家还以屯田形式使自己成为最大的封建主,拥有最多的私属。”尹建东的研究也表明:“‘豪族共同体’与乡里社会组织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尽管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对乡里社会的支配与控制程度大大超过了从前,但乡里组织并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始终是乡里社会权利体系的重要因素。”因此,“‘豪族共同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战乱是‘豪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动因。但是,乡里组织重建之时,这类共同体自然面临解体的命运,其成员又会重新融入原来的乡里体系之中。”

秦汉时期的乡里制度为其后的政权基层组织确定了基本模式。《晋书·职官志》曰:“县五百以上皆置乡……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北魏时期,也是“里之上置乡,乡乃为统里而设也。”汉末三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争不止,乡里组织时有兴废,但总的来看,仍是以乡统里,以里临民。如果忽视这种制度上的连贯性,甚至否认乡里建制的存在,以便凸显所谓时代变革,未免有理论先行的嫌疑。即以日本学者常引为“豪族共同体”论据的田畴事而言,其人后来应曹操所辟而出仕,家属宗族也随之迁出,则原来追随其避乱山中的豪族联盟也就解散了。这样的特殊群体终究是战乱时代的产物,不具有典型意义。对于此时期豪强在乡里秩序中的作用和影响,似乎不宜估计过高。

第三节 走马楼吴简所反映的乡里秩序

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稳定的控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自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对此都十分重视。然而东汉末年的长期战乱,对传统乡里体系和乡里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孙吴政府对传统基层行政体系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乡里组织与管理机构的设置方面。乡里秩序能否切实有效地得以恢复和重建,则主要取决于基层官吏的自身素质和具体行为,此类情况在走马楼吴简中也有所反映。

传世文献所留下的信息毕竟很零散,也很不系统,本节选取这样一个时段切入,拟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的分析,从制度史、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这一时期郡县行政与地方豪族对于乡里秩序的影响,以及基层行政体系在汉末三国这一过渡时期所具有的特点。需要说明的是,本节对走马楼吴简所见乡、里、丘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变迁作了重点考察,并探究了里、丘并行现象出现的背景与原因。“丘”是战乱年代的特殊产物,但其出现又是地方豪强势力扩张、以致破坏乡里秩序的必然结果。虽然其名称在汉末三国时期存在甚短,在史籍记载中的位置最终也为“村”所取代,但这种基层组织在名称上的不确定性,正反映了汉末三国的乡里秩序处在一个不稳定的过渡时期。

一、基层组织与管理机构

1996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包含了大量汉末至孙权嘉禾年间长沙郡与临湘侯国的官府档案与田租税券,其中有关基层组织的记载尤为重要,我们据此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乡里秩序。对于吴简中的“乡”和“里”,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就是汉代的乡里建制,属于基层行政单位,这就为汉末三国时期乡里制度的延续提供了又一例证。吴简中的某些里名,在后世同一地区的出土文物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54年5月长沙北门桂花园出土了东晋升平五年(361)六月廿九日周芳命妻潘氏随葬衣物券,记载周芳命妻潘氏原居“荆州长沙郡临湘县都乡吉阳里”。1977年湖南长沙出土了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徐副买地券,其中有“荆州长沙郡临湘县北乡白石里界官祭酒代元治黄书契令徐副,年五十九岁以去”的记载,可见从汉末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沙地区的基层组织一直沿用乡里之制。

关于“丘”的性质及其与乡、里的关系,学者们争议较大,有的学者认为丘就是里,只是名称不同。例如,高敏认为汉代乡、里组织在吴国长沙郡变成了乡、丘组织,理由主要是从吴简中缴纳赋税的书写格式来看,一般都写作“入某乡某丘某人”。可见,乡与丘有明显的上下隶属关系。但对于同样有记载的“里”,却因其数量较少而认为已经逐步为丘所取代。有的学者认为丘是自然聚落。例如,侯旭东认为丘是自然聚落和居民点,主要是基于吴简中有同名同丘之人为多乡缴纳赋税的记载,并且这不是个别现象,基本可以排除重名或误记的可能。因此乡与丘可能不仅是简单的上下隶属关系,当时的乡可能是以居民点(丘)为边界划分,而不是以田地为界。有的学者认为丘是临时划定的赋税征收区,例如宋超认为自然形成的丘与人为区划的里,虽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相吻合的一面,主要区别为:凡是标有里名者,均与户籍名籍相关;而凡是标有丘名者,均与交纳赋税有关。这就表明,在孙吴长沙郡存在着登录户籍名籍以里为单位、交纳赋税则需注明丘名的现象。因此,丘与里似为二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学者认为丘是屯田区。例如,于振波认为走马楼吴简中的里是民户编制单位,是居民区,而丘是土地区划单位,是耕作区,二者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在行政职能上明显不同。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里与丘的职能有所统合,然而,由于仓库系统的相对独立,使得乡的权力受到一定的牵制。

由于目前所公布的吴简数量有限,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自然难有比较明确的结论。但综合来看,各家之说都提到丘与居住在其中的民众要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因此如果将丘视为由官府设置的基层管理机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从民众分别以里与丘为单位缴纳赋税来看,丘也似乎具备了基层行政组织的某些特征。例如:

迁里领吏民户二百五十五户,口一千一百一十三人,收□□口算钱合六万二千一百一十八钱。(简9407)

入南乡宜阳里布一匹嘉禾元年九月十四日大男□(简1295)

入南乡桐佃丘王□嘉禾二年口算钱一万三千嘉禾三年三月□日(简1-39)

□(入)□乡桥丘谢偿二年口算钱二(简1-101)

入广成乡梦丘男子蔡晞入二年调布一匹(简11-4661)

但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类以缴纳算钱、租调、米税等为主要内容的赋税简中,乡、丘连称较为常见,乡、里连称并不多。里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则更多地体现在户籍简中。例如:

高平里户人公乘鲁开年卅二 算一刑左手复(简9-3017)

常迁里户人公乘何著年五十四算一刑两足复(简2950)

右高迁里领吏民卅八户口食一百八十人(简10229)

右吉阳里领吏民卅六户口食一百七十五人(简10397)

这似乎表现出里与丘虽同为基层组织,但在具体职能上又有所不同。另外,根据汪小煊的研究,里与丘的关系也是互相交叉,同里之人属于不同的丘,同丘之人属于不同的里。因此,更加不能贸然断定此时传统的乡里体系已经渐趋式微。如果说此时里已经有被丘取代的迹象,那么为何同时期的传世文献中却没有留下有关丘的记载呢?这种基层建制中的里、丘并行现象,反映了战乱与动荡环境对基层治理方式的影响。具体说来,丘为民众自发形成的居民点,更加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吴简中已有“居在某丘”的记载,如“居临湘都乡土沂丘”(简22-2617),“居在阿丘”(简8136)等,略早于吴简的灵帝时期长沙东牌楼简牍中也有“中平三年二月桐丘男子何君……十月当还”的记载。可见,当时民众普遍居住在以丘为名的居民点中,并且要按期服役,其往返都要由官府记录在案。但由于汉末全国性的大混乱,原有的乡里体系被破坏,原有乡、里、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混杂起来,这不但表现为乡与丘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也体现在官府在编制户口、征收赋税时里、丘混用,往往使得同名之人却分属不同的里、丘。虽然丘在基层行政组织中的地位尚不明了,但它毕竟是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基层管理机构。正如王素先生说:“丘很可能是孙权治下人为编成的一种组织形式。”日本学者小嶋茂稔也推测丘大概是孙吴政权在乡级机构之下,为征税便利而由国家主导、人为编成的一种组织。关尾史郎也认为“丘”与征税有关。确如上述研究所说,如果把里看成是本籍、丘是实际居住地,而分别以此为据制定户籍和征收赋税,似乎并不矛盾。就汉代而言,虽然官府一般将民众安置于城中之里,便于统一管理,但散居野外的小聚落也不少,而且随着东汉以来土地兼并现象加剧,民众流亡现象更加严重,里、聚分离的趋势也愈加明显。但是,官府为了扩大税源、稳固统治,也会以各种方式招纳流亡民众,使之重新入籍,成为国家编户,而这些民众的定居点也会成为新的聚落。如史籍所说:“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如果为此兴建新的城邑,未免花费过多,因此一般是以对旧有民居的改造为主。例如,“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又如,张既“招怀流民,兴复县邑,百姓怀之。”而“丘”本身也有荒废之意,例如:“躬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张晏曰:“丘亭,野亭名。”“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不难设想,战事逐渐平息之后,流亡的民众又逐渐聚集于原有的城邑。由于脱籍者甚多,官府来不及一一详查。因此,在保持原有“里”的基础上,以自然形成的“丘”为单位,直接将其中民众转化为国家掌握的征税人口。这种在实际管理中采取的里、丘并行制,也表现为吴简中存在的众多里、丘同名的现象。例如“上利丘”又名“上利里”,“东夫丘”又名“东夫里”,“五唐丘”又名“五唐里”等。从吴简中里、丘名多俚俗来看,似乎更像是官府因袭民间称呼而未加改动。同时,官府因百姓居住地而设置管理机构,是汉代因聚设里的延续,也体现了行政上的因地制宜和随机应变,更多地带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色彩。对此,有学者认为:“从制度设计的层面看,秦汉时代不存在乡村之里和城市之里的区别,但从里的空间分布看,里则有一个由城邑向乡村发散、由初期的城邑之里发展为乡村之里并以乡村之里为主的过程。”这种城乡分离的趋势与战乱的影响有关。因此,“逃亡人口虽然陆续回到原来的城邑,但有相当部分没有回原籍而定居在逃亡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邑内的居民又不断地向城外发散,新的居民点不断涌现。”

对于某些学者提出“丘”为屯田区的观点,如果从重建乡里秩序的角度来看,也有一定道理。汉末三国时期天灾不断,为了保障军粮供应的充足,各国都普遍进行屯田,而以魏、吴规模为大。除了军屯之外,还有不少民屯,而后者的主要劳动力就是流亡农民,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治理方式。屯田民并不属于国家编户,而是在专门的屯田官督促下进行农业生产,缴纳租税。史载陆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吴简中也有官府领导民众进行屯田的记载,例如简8842记有“石下丘屯田帅周”,另有郡屯田掾、屯田司马、乡劝农掾、乡典田掾等官职,说明丘确实跟屯田有密切的联系。吴荣曾、曹砚农也都认为“丘”与屯田有关,系先秦时期井田制发展而来,这也反映出孙吴政权对秦汉之制的承袭情况。但是,屯田官为临时设置,不在郡县属吏编制内,这不利于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有时甚至会与其发生冲突。例如贾逵欲发民为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逵怒,收之,数以罪,挝折脚,坐免。”以屯田来控制基层民众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国家最终要将这些屯田民纳入传统的乡里建制之中,陆逊为屯田都尉同时执掌县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从曹魏咸熙元年“诏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来看,在国家行政力量逐渐强大之后,这种特殊控制方式就要让位于传统的乡里建制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里作为人为行政区划是时正在重构之中,而征收各种赋税这样的政府急务,显然不能依据尚不足覆盖整个基层社会的里而进行,而按照民众所聚居的自然聚落——‘丘’进行征收,则是方便易行之事。”这反映了孙吴政权对秦汉以来的基层行政体系既有继承和沿袭,又有改革和创新,也说明了汉末三国的乡里秩序处在一个由崩坏到恢复、并继续发展完善的过渡时期。

二、官府对基层民众的人身控制

官府政令、文书下达,各项政策的实行都需要各级官吏予以实施。对于基层民众来说,一般见到郡县长吏的机会不多,跟他们打交道的多是县乡小吏,故汉代民间有“不知郡县,但闻啬夫”的说法。可见能否实行切实有效的基层社会管理,基层官吏的作用与影响不可低估,这在走马楼吴简中也有反映,例如下面二简:

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简22-2543)

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伏处、人名、年纪为簿。辄隐核乡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聋、欧病;一人被病物故;四人其身已送及,随本主在官;十二人细小;一人限佃;一人先出给县吏。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无编号)

这两份文书反映出当时官府对县乡小吏的人身控制十分严格,不仅要详细登记其家属的情况,包括年纪、健康状况、具体身份、是否在世、是否成年、是否在官府服役等。而且还要经过乡一级机构再次审核,如果情况不属实,则主管官吏要受到惩罚。这些小吏几乎都是本地人,在吴简中也有租种土地、缴纳租税的记载。据黎虎先生考证,这些地方各级长吏在当地所辟用的属吏,与基层民众同为国家编户。“从社会结构来说,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各级地方政权管治的基本民众,从户籍制度来说,他们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这与我们印象中自东汉以来豪强势力把持地方吏职的情形似乎有些出入。例如,严耕望先生说:“汉制属吏必用本籍人,此乃地方豪族之特权,故不致放弃,是以此制亦终南朝不改。”朝廷任命的长吏往往是有任期的,届满就调走了,而由豪强充任的地方官吏则往往是终身制,甚至父死子继。当时吴国的情形是“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可见,豪强大族与地方官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府一方面对这类小吏及其家人实行严密的人身控制,一方面又利用其为本地人的优势处理日常事务,体现了孙吴政权实行的基层社会治理富于变化与因地制宜的特性。正如王子今先生所说:这些小吏具有交接城镇和乡村的特殊身份,“他们是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相互衔接的中间层次,是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彼此联系的中间环节。”从吴简的记载来看,这些小吏的负担是很重的,不但有各种吏役,还要缴纳田租和赋税,因此官方才会特别留意是否有“叛走”逃亡或令他人代为服役的违法行为。以至于后来孙休即位时,还特别下诏减轻他们的负担:“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此外,官府对于小吏是否滥用职权,也有一套很严密的监管程序。例如吴简中记载某乡吏许迪因为贪污官米,“为廖直事所觉”,会同审理此案的有录事掾、督邮、核事吏、部典掾、主者史等五人之多,经过“穷核考问”,清仓查账,审出其私卖官盐仓米的罪行,最终将其收押并写成公文上报。由于当时战事频繁,郡县长吏一般要忙于军旅之事,将日常事务多半委任给小吏,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对小吏管理的松懈。例如,黄盖为石城长时,“一以文书付两掾。”然而,这些小吏“初皆怖威,夙夜恭职。久之,吏以盖不视文书,渐容人事。”如果考虑到这种小吏因权力扩大而普遍腐败的情况,吴简中所反映的对小吏的监管可以说有特殊意义。其中提到的许多审案官吏的名称在正史上没有记载,恰好反映出当时孙吴政权的吏治体系可能比原本想象的要复杂。而这种复杂性,也是基层管理模式多样化的体现。

官府对基层民众的人身控制,还体现在对流亡人口的严格管理上。吴简中的“私学”作为逃亡人口的一种,如果被人检举,乡吏要即时上报。例如:

东乡劝农掾番琬叩头死罪白:被曹敕,发遣吏陈晶所举私学番倚诣廷言。案文书:倚一名文。文父广奏辞:本乡正户民,不为遗脱,辄操黄簿审实,不应为私学。乞曹列言府。琬诚惶诚恐,叩头死罪死罪。诣功曹。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简22-2695)

可见,“私学”不属于“本乡正户民”,也就是并非国家编户。因此,乡吏要亲自询问被检举者,处理完毕之后还要写成公文上报。这体现了官府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严密控制。秦晖先生认为“乡吏还要负维护官方文化统治杜绝异端‘私学’之责。这本是典型的秦代法家传统——以‘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而严禁之。”汉末三国时期,“私学”仍然为官府严禁,并在基层组织中委派乡吏专门负责此事。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什么乡里自治,国家权力仍然统治着基层社会的每个角落。吴简所反映的是中央集权国家控制下的乡村社会即所谓“编户齐民”社会。此外还有一简也涉及“私学”,王素先生将其命名为“右郎中窦通举谢达为私学文书”,并认为此处“右郎中”是地方豪强的代表,他检举某人为私学,则有将其变为依附人口的可能。因此,官府特别重视,对其进行严格审查。这说明官府为了与豪强争夺民众支配权,在行政程序上也设置了许多障碍,尽量不使户口流入豪强之门。

乡里秩序不仅指行政力量对基层民众的控制,还包含有地方豪强与官府争夺乡里控制权与乡里自治等内容。由于长期灾祸与战乱,传统的基层行政体系在汉末三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乡里组织时有兴废,但在此变迁过程中仍然体现出很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乡里秩序能否切实有效地得以恢复和重建,主要取决于基层官吏的自身素质和个人行为。民谣对良吏的爱戴与赞颂,实际上体现了民众对官府重建乡里秩序的认同。在此时期,地方豪强对乡里秩序的影响有所加强。随着豪强势力在乡里社会的推进,民众与官府的联系有逐渐减弱的趋势。民众对豪强的依附关系日益增强,传统的乡里建制逐渐演变为豪强对民众的支配关系。同时,由于官府控制力量弱化,导致豪强与官府之间呈现出一种既有斗争又有联合的互动关系。但是,官府仍然是乡里秩序的主导力量。豪强或屈服于官府权威,或与官府合作以共同维护乡里秩序。豪强支配乡里民众的现象终究只是在个别地区存在,正如同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因为汉代之里并非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合一,当时也不是只有城中之里而无自然聚落。汉代的里(也包括丘),主要是户口编制与征税单位。那种为豪族所控制的“里共同体”,只能存在于理想的概念之中,未必是实际存在过的。随着更多新材料的出现,汉代与魏晋南朝在基层制度上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应是值得探讨的潜力课题。

总的来说,汉末三国的基层行政理念与制度运作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由于长期战乱和豪强势力在乡里的推进,此时期的乡里体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走马楼吴简中所反映的基层组织中的里、丘并行现象,是汉代乡里秩序的延续,体现了行政上的因地制宜和随机应变,也更多地带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色彩。从简牍文书的记载来看,官府相当重视对县乡小吏与流亡人口的人身控制与管理,并为此设计了严密而复杂的监管体系,对小吏是否滥用职权和豪强是否隐瞒户口的审查犹为严格。官府为了与豪强争夺民众支配权,在行政程序上也设置了许多障碍,以求尽量不使户口流入豪强之门。这说明孙吴政权对秦汉以来的基层治理模式既有继承和沿袭,又有改革和创新。


本文为《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秦汉乡里秩序》(邹水杰、李斯、陈克标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第5章,推送时略去注释,引用请核对原文。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李凯凯


我们致力于学术传播!

赞赏

人赞赏

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

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