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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安部二局一处处长:我在罗瑞卿专案组的七个月

发布时间:2017-05-19 23:03浏览次数:100Tags:大众文摘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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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向时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捏造了无中生有的四条罪状,诬陷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从此,罗瑞卿遭到了长期的严格审查、批判。本文作者汪春耀,曾任公安部二局一处处长、副局级调研员等职;1957年7月,曾参与罗瑞卿专案组,参加了对罗瑞卿“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

1被“监护”初期罗瑞卿就发出了抗争之声

1967年7月,我从公安部机关抽调去设在国防部大院内的罗瑞卿专案组(以下简称“罗案组”,同年10月移设在总参翠微路招待所内)。1968年3月回公安部学习班。在那里7个多月中,我被分派参加罗瑞卿“历史问题”的审查事务,并随王亚志(当时是总参作战部副处长,曾任彭德怀国防部长办公室秘书和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张英华(当时是总政保卫部副处长)两位师级干部做记录和参加外调工作。

所谓“罗瑞卿问题”是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称“上海会议”)上,罗被林彪、叶群一伙指责为“反对突出政治”、“反林彪”开始的;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简称“京西宾馆会议”)上,罗又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反毛主席”;“文革”开始又被妄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正当罗瑞卿在北京医院治疗腿骨伤时,1966年12月21日被红卫兵劫出。后在周总理过问下,红卫兵才将他送交北京卫戍区“监护”,直至1973年11月解除“监护”,期间一直在卫戍部队营房或301医院治疗。

1975年8月1日,罗瑞卿回到北京,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这是“文革”以来,罗瑞卿第一次出席重要国事活动

揭发所谓“罗瑞卿问题”是“文革”前就开始的,“文革”开始后又变本加厉。1967年春夏间,林彪、江青、谢富治一伙,竟不顾罗瑞卿腿骨伤不能行动,操纵军事机关、公安部和高等院校不断对罗进行大会批斗。其时“罗案组”除军队总部和公安部外,其他批斗大会均不去参加。那几个月他遭受大会批斗至少二三十次。在多次批斗大会后,我多次听他坚定地说“我根本没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对“反林彪”、“伸手”“要权”等等也说“根本没有的事”。只听他说过“无非有的重要事情向林彪请示,林不表态,自己有些急躁情绪”这些话;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他认为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说“彭真是中央政法小组组长,是公安部长的上级,是上下级关系”,“陆定一抗日战争期间任过八路军‘前指’政治部副主任,我是主任,那时并不在一个战区,解放后从未有私人来往”;还说“同杨尚昆仅仅都是四川人而已”。

当时两位师级干部和我只管“历史问题”,对这些抗争的话,既不表态,也不写什么简报向上反映。当时,我等小人物不可能清楚上面的实情。但在向上送材料的事情上有过教训。1967年8月间,负责“监护”的单位给“罗案组”送来一份材料,是清华大学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勒令”罗交待“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是如何出笼的?因为“手册”中有“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词句。罗阐明“手册”并非个人亲自撰写,而是先由延安有文才的人起草的,其中提到有陈伯达参加。当材料转送上面的办公室(当时尚未设“二办”)后,“罗案组”支部书记柴瑞林(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已故)被叫去训斥一番,意思是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还了得。柴回来传达时说“以后往上送什么材料要多动动脑子,谨慎再谨慎”等等。所以,当时“罗案组”对揭批的所谓“反林彪”、“反毛主席”等等大问题均缄默,互相也不议论。

2所谓“入党问题”和“假党员”之真相

在审查“历史问题”过程中,起初并无所谓“入党问题”。最初,我随王、张两位处长访问陈伯钧上将(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与罗瑞卿在武汉军校同学),了解武汉军校概况。当向陈提及罗瑞卿时,陈风趣地说“罗是大高个,我是小个子,一到列队,他在队首,我在队尾”(罗本人也说过此事)。陈并提到“在军校与罗没有在一起有过党组织生活活动”(陈1927年5月在武汉军校经熊修武介绍入党),也没有显出“入党问题”。只是“罗案组”从中央组织部借来罗瑞卿档案后,发现他写的简历和干部登记表中,前后写过三个入党介绍人,这不符合党章。而且延安整风时和全国解放后写的入党介绍人,前后有一个人不同。何以如此,需要弄清原因。

在我随王亚志两次去四川寻根溯源地调查后,得知三个入党介绍人,只有一人仍在世。但翻遍此人几厚本档案,却找不出此人加入过共产党的片纸只语,只有社会关系中多处写有与罗瑞卿是军校同学,关系甚好的内容。自此,“罗瑞卿问题”就派生出一个“入党问题”。当时,肖华也不来过问具体事。而“罗案组”对所谓的“大问题”,既无权也无法做什么查证工作。只好用上海话讲“炒冷饭”式的,将“入党问题”的前次情况反复外调,外调回来再同本人面对面磨合这段历史情节。

直至1967年11月,双方都心照不宣,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的时候,是罗自己主动讲了这件事。时间是11月中旬一个上午,地点在卫戍区罗道庄营房。那天9时许,当王、张两位处长和我刚坐下,罗就抢先说:“诸位(这是他对讯问、记录人的称呼)今天别先问什么,我先讲吧!”紧接着说:“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几句话后,王、张处长立即说:“这很好,那你就写个简要材料吧!”我即把笔和纸递给他。他稍加思索,写了近三百字的材料,写的时候手略有颤抖。上款抬头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下面写的大意是以前写的入党时间、地点等不是事实,这件事对党中央、毛主席隐瞒了三十九年等等。还写“我如果当时找不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等。结尾写了“认罪”词句。他签了名,署明年月日,将材料交给我们。接着王亚志对他说了几句安慰性的话,并说:“现在×××仍在世,你大概解放后接到他的来信(×××在1949年建国后见报载罗任公安部长曾给罗写过信),以后就不写 ×××是入党介绍人了吧!不过自己主动讲清总是好的。”前面半个多小时这一幕就结束了。

当天下午“罗案组”就把罗写的材料上报。王、张处长和我等人意料不到这一“入党问题”很快就被林彪、江青一伙演变成刮揪“假党员”妖风的源头。过了几天,11月下旬一个星期日,当时“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开会(“罗案组”的人列席了此会)。主持人吴法宪(是我惟一一次见到这个矮矮胖胖的人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吴法宪开头讲的话,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篇‘大树特树’文章发表后,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缺口了……”不久,江青就所谓“假党员”问题写下了“懿旨”,指令其他专案组对所有审查对象都要查“入党问题”;还要造反派对单位领导人的入党也要审查。造反派再层层加码。1968年揪“假党员”妖风就弥漫各地,使在战争年代和地下入党的老党员深受其害。

林彪

对所谓“假党员”一说,当时王亚志就向我说:“这并非是个什么大问题。”因为张英华在调查中,经欧阳钦(“文革”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证实:罗瑞卿在1928年10月由原武汉军校的一位同学,在上海与中央军委欧阳钦(当时负责联络工作)联系上,后由军委安排,几经周折于1929年初进入闽西苏区傅伯翠部参加红军。罗瑞卿的“入党问题”只是件“入党没有组织手续”的“憾事”。至今,罗瑞卿的入党即以“1928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以上就是审查罗瑞卿“历史问题”过程中,所谓“假党员”一说的事实真相。

3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地下黑公安部的头目”的那伙人

其实,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借罗瑞卿“入党问题”大刮揪“假党员”妖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的是妄图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搞成“地下黑公安部”的头目,置之死地而后快。

1968年3月以后的事我没有亲历其境。有两件事还记得清楚:

一件是“江办”(或“叶办”)给“罗案组”转来安徽一个劳改犯检举“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王、张处长一看就淡然一笑。因为罗瑞卿从青年时代到参加红军,以至解放后从来没有改过姓名,假如是一个暗藏的国民党特务,那是不可思议的。但又不得不调查,结果当然是子虚乌有。原来那个劳改犯解放初被公安机关“逆用”(解放初公安机关利用国民党特务等人员进行反特工作)时,在同反动分子交往中,妄论过“罗瑞卿是咱们的人”这类话,仅此而已。

另一件是康生“批示”将××(此人在延安抗大与罗瑞卿结过婚,1939年7月罗瑞卿率抗大总校师生开赴华北敌后办学,她留在延安,不久去了重庆,后在国民党《黄埔日报》当过记者,解放后在南京当教员)从南京押解来北京,要“罗案组”审查她的特务问题,妄图以此搞出罗瑞卿是特务的材料。审查××另有专人负责,我只附带调查过此人一段历史。王、张处长后来对我说根本没有××是特务的证据,只是康生在延安曾说过“坦克(堂客的谐音,湖南等地指妻子的俗语)开到床上来了”这样的话。康生后来就说“××是个老特务”。可见康生居心何其险恶、卑鄙。

康生

后来,在我离开“罗案组”前没几天,公安部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几位副部长,以及我的顶头上司李钊等先后被逮捕,关押进秦城监狱,交由“罗案组”合并审查。目的是妄图搞出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如1968年4月1日,在谢富治、李震(1966年由沈阳军区副政委调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谢富治死后任部长,1973年10月21日自缢)为首的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其内容有诬陷“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等等;1968年5月20日,李震等人写出“地下黑公安部里通苏修罪行简报”上报,继续捏造“地下黑公安部”,歪曲事实,以此诬告迫害罗瑞卿和徐子荣等几位副部长。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挖空心思妄图把罗瑞卿打成特务和“地下黑公安部”头目。

(摘自《世纪》 文/汪春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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