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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军:国学“复兴”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

发布时间:2016-12-02 18:04浏览次数:100Tags:国际儒学联合会

《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了。在“复兴国学”的现实面前,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值得玩味。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学的衰落,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青年们“非儒”“非孝”“非礼”,“打孔家店”,在反国学。今天有不少人觉得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孝道”“礼教”,违背常理,匪夷所思。甚至有人站出来为纲常名教辩护,说“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不在“儒表”,而在“法里”。那么,“打孔家店”,打错了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历史,尊重历史。从中国封建王朝到“五四”前夜,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如说是国人难以承受的重负。其中,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兼具政治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难脱干系。关于“打孔家店”的起因,学界从民国初年的复辟、专制、国教运动等角度,已多有探讨。倘若认为这些理由尚不充分,不妨拉长镜头看看儒学在清代的表现。

兹以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礼教”为例。以礼为教,初衷是使人由野蛮走向文明。先秦时期提倡礼教者不限于儒家,但以儒家最具影响。中国被奉为礼仪之邦,儒学贡献大焉。从原初义上说,所谓“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是对称关系。然而现实生活中,礼教却成了君对臣、父对子、男对女的单向要求。曾国藩在写给长子纪泽的家书曾明确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国藩被推为“一代儒宗”,他的这句话具有代表性,真实地道出了礼教的本质。

到清代,礼教已是严重病态,它扭曲人性,制造愚民。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国民。对于忠臣义士、孝子节妇来说,礼教寄托了他们的人生信仰,代表了其人生意义。他们甘愿为礼教而献身,他们去世后,又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有清一代,为礼教殉身者数目惊人。礼教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在浙江地区,不仅妻子要为亡夫“守节”,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名曰“守清”;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谓之“慕清”。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清实录》、地方志中不胜枚举。礼教已发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而多数民众身陷其中,混然不觉。

礼教由先秦的文明象征,至此已沦为社会不平等的渊薮,适同杀人的凶器。正是有鉴于此,1916年2月,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孔孟礼教贯彻于国民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们决绝地向“孔家店”尤其是礼教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攻。“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以“吃人”来形容礼教的罪恶,由上观之,难道过分吗?胡适等人发表《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等文,批判忠孝节义等儒家观念,正是对症下药。

换一个方面,辩证地看,“打孔家店”与其说是在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刮骨疗毒,旧邦新命,打造“真国学”。

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判儒学,抨击礼教,但并不反对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我们可借助钱玄同《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予以分析。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钱玄同于192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值得重视。他把“孔家店”分为两类,陈独秀、易白沙、吴稚晖、鲁迅、周作人等人打的是“冒牌的孔家店”,胡适、顾颉刚等打的是“老牌的孔家店”。

所谓“冒牌的孔家店”,就是说,陈独秀等人所批判的并不是“真孔学”。陈独秀在《孔教研究》等文中曾表示,他“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李大钊也承认,孔子确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他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帜“打孔家店”,主要是打虚假的病态的孔学。

所谓“老牌的孔家店”,指的是历史上的孔学,也可以说是“真孔学”。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确对儒家学说形成了强有力冲击。但要看到,他们不是要彻底否定孔学。他们所打的主要是宝号中过时的货物,用钱玄同的话说,是那些“蛀虫、鼠咬、发霉、脱签了”且不适用于现时代的部分。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回顾说:“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这可以理解为,他们批判儒学,不是“打倒”而是“打扫”孔家店。“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们是力图用科学的方法“打造”适于现时代的国学,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

用发展的眼光看,今人所云之“国学”,正是中国文化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到“五四”前夜已是积重难返。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打孔家店”、“整理国故”,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得以洗炼淘涮,刮垢磨光,在自我批判的苦痛中实现自我提升。

总之,国学的衰落,并不源于新文化运动。国学之“复兴”,则可从新文化运动算起。当下“复兴国学”,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新文化运动,否定“打孔家店”。《大学》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无论对于国学,对于新文化运动,我们都应秉持这样的态度,方不致迷失前进的方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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