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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一六五:西方政治的双柱与东方政治的阴阳

发布时间:2016-12-02 13:01浏览次数:100Tags:虚声

西方政治的双柱与东方政治的阴阳

简单来说,当今世界文明可以分成三块:东方华夏文明圈,中部的伊斯兰文明圈,西部的基督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如今支离破碎,主要是华夏文明圈和基督文明圈在竞争。具体到国家层面也就是代表基督文明主干的欧美和撑起华夏文明主干的中国在竞争,其它国家相当于这两个文明的枝叶。

虽然东西方社会如今有诸多类似之处,但一个由政治主导,一个由经济主导。巨大的差异意味着东西文明在政治基本形态上的巨大不同:

一、第一阶段:无神与有神

政治形态与人们的世界观密切相关。人类世界观早期都是崇拜自然或自然规律,后来慢慢将对神秘力量的理解演变为人格化的神。

远在人类尚处于非神文化时期,中国人在世界观上就达成了高度的自洽、他洽和证恰。代表着华夏文明源头的《易经》详细介绍了世界的运转规律,其中并没有神的存在。其后的很多主流思想流派,例如《老子》、《论语》也没有神的存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百家争鸣”。可以说,华夏文明中的社会要素可以概括理解为“天地君亲师”,期间没有给神留出位置。

西方文明源自于古希腊时代。其神文化已经高度发达。各种宗教,各种神,各种庙宇,构成那个时代的核心。希腊周围,更是宗教林立,除波斯的拜火教,中东的犹太教,还有刚诞生的基督教和摩尼教。那个时代的西方,是一个“百教争鸣”的局面。简单说,社会形态就是二元次的神与人。

东方世界秦汉一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世俗的中央集权社会,进入君权时代。宗教再也没有机会主导社会形态,各种宗教派别组织看似繁茂,实际如同一篇次等中学生的散文,形散神也散。

西方世界也曾在罗马时代形成过大一统。君士坦丁大帝为重整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推广“罢黜百教,独尊基督”。基督教登上巅峰,神权不仅控制精神领域,还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神权和君权双柱并立。进入中世纪,神权大于君权,说其为神权社会也不为过。教皇比多数君主更有权势。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再也没能统一,宗教原因也是其根源之一。在这种双柱政治格局下,各地的君主都无法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君权被大为缩限。如同民国时期,各地军阀的混战,为红军的生存提供了空间。欧洲政治的双柱结构,及其各个封建国家的并存和由此形成的错综复杂矛盾关系,为经济力量的发展提供了舞台,为结社组织、资本家、地主、贵族进一步壮大力量提供了空间。

在人类政治的这个第一阶段,中国依靠强大的单一君权,能够快速地、深度地调动社会资源,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建立了一个欧洲人无法想象的大一统疆域。但这一模式也有其不稳定的一面,一旦最高领导人无法掌控局面,整个帝国就会陷入动荡。反观欧洲政治的双柱结构,虽然始终无法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大一统的市场,但在总体的政治稳定性上要更好一些。

二、东西方政治结构的二次进化

西方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力不强为经济、人文思想及科学技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政治进行了二次进化:先是人文科技造了神权的反,并最终用法的权威在世俗世界替代了神权,其后又用票选的领导人替代了依靠血缘传承的君主,并通过议会来实现经济对政治的主导,从而在工业文明时代占尽优势。欧洲政治的两根支柱都换成了新的,但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动:用“法”来保持稳定性,用票选领袖来应对社会变化,与第一阶段相比,进化后的西方政治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但这种稳定性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西方政治对社会的调控能力与中国政治模式相比要弱很多。

东方的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的运转,到清朝时单一集权制已经非常成熟,雍正甚至自诩为“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番,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正在这个当口,东西方文明碰撞在了一起,西方凭借工业文明催生出的发达的生产力,碾压了东方。随后东方文明进入了百年动荡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曾经试图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来重塑自身,例如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分立,但这种弱政治的格局很快被现实碾压得粉碎。在中国两千多年深厚的政治文化熏陶下,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后都选择了用集权的方式,用政治来主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重新回到中国政治主导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主轴。不是西方的弱政治不好,是中国原有的强政治文化已经根深叶茂,传人数以亿计,在这个情况下,少数人移植来西方政治模式注定会被淘汰。

共和国建立后,经过首三十年的习惯性政治革命与计划经济工业积累和第二个三十年经济技术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治基本态也进行了二次进化,形成了阴阳结构,由此也形成人类社会政治的一种新的矛盾平衡模式。受限于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处于防守态,我们在这里无法详细解析中国政治阴阳结构的具体内容及其构成过程,但目前并行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崛起论也可以让有心人略略感受到这一结构的特点。

比较欧美跟中国的差异,我们就会比较清晰地看到西方历史上的君权和神权双柱结构,发展为现在的总统制和法制双柱结构。西方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力都比较弱,需要借由经济的发展来主导社会运转。当经济不稳甚或经济大危机、大萧条的时候,社会呼唤政治人物解决社会矛盾,就会出现政治强人试图干预社会各个层面。但由于政治结构的设计本身比较弱,强力政治人物要想深入调控整个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就必须抓军权、警权来打压异己、巩固自身。但由于西方文明上没有深厚的强政治经验做基础,即便是希特勒那样的强人,也一下子就滑到了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的误区,没有成功。

西方国家携工业文明之威横扫全球,目前蓝星上只有中国还在坚守、发展着自己的强政治格局。在中国,绝大多数国人可以接受、呼唤政治主导社会的各个方面。只要政治清廉、明智和稳定,由于它能够深入控制经济和意识形态,即便面临经济危机,也可以保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并通过与西方的比较优势,减缓危机的影响程度。反之如果中国政治出现大的动乱,整个社会必将被裹挟进一个血肉漩涡之中。

三、一点经验

总有一些人希望能够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到中国。这也可以理解。政治是中国人的心头好,之前西方世界的发达稳定正是中国政治所欠缺的。现在西方出现疲态,弊端慢慢显露;中国高速发展,也开始显示自身优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周期律的一个逻辑:中国的两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决定了自身的强政治格局。想要放弃自己的传统,去直接平移到西方的弱政治结构,只会带来混乱和失败。

而如果国人能够从主观上认识到这一规律,在坚持自己根基的同时,借鉴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弱点,则会事半工倍。比如我国这三十年提倡依法治国,就是向西方“法”制社会的借鉴。这种借鉴就很有益,比搞转基因模式的“五权分立”、“宪政国家”效果要好。毕竟当中国社会经济陷入危机时,当国家矛盾重重、陷入危亡时,民众本身就会呼唤政治强人。

究其根本,在于强政治的文化已经渗透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中国人数量庞大,即便千分之一的人对政治有感,也有130万人选。一旦遇到矛盾、问题、危机,这130万人中必然会涌现一批主张强政治、并有能力操控强政治的人,这些人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形成更大的力量,从而淘汰主张弱政治的人,即便强政治会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这个规律也适用于西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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