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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思想史研究需要思想

发布时间:2016-12-02 10:00浏览次数:100Tags:爱思想网


郭世佑,爱思想网专栏学者,湖南益阳人,历史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科筹备负责人,历史学研究所所长,文化哲学专业博导,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本文系作者在第六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授权爱思想网首发。


海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改变了今天的世界。”海耶克的这个结论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至少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是如此。观念与行动从来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双翼。一般说来,人的观念生成思想,思想影响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提炼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人类的生命个体是如此,一个政党或民族也往往是如此。人的思想往往是决定命运的驱动力,它很重要,但我觉得,思想史的研究是有一定难度的,研究思想史的人自己要有思想,但只有聪明人才能有思想,而且还不能胡思乱想,要讲事实和逻辑,这就需要后天的积累,也许只有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同时具备,才能跟着耿云志先生,进入思想史的研究,与近代思想者和思想家们对话。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还是著述宏富的人,像张之洞、梁任公这样的智者,研究的难度恐怕就更大,千万不要低估它,我对思想史就有些畏惧,以往就不敢参与思想史研讨会的讨论,以后如果参加,还得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就是不怕丢丑,争取提交论文,出席下一届思想史的研讨会。

现在的岳麓书院叫做“千年学府”,搞得像模像样,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光是门票收入就很可观,真是今非昔比。当年我在隔壁上大学,经常路过这里,那时就有些破败萧条。把它放在一个工科院校里,“千年学府”的文脉早就中断了,还不止中断一次两次,我觉得可惜,也有点嫉妒,当年我辛辛苦苦考大学,两次分数都不低,结果阴差阳错,只被一个叫“学院”不叫“大学”的学校录取,而这两所学校原来就是一家,是1952年强行拆开的结果,拆校的时候又不把岳麓书院分给文科强的隔壁。如今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已是文科品牌,这不太容易。大概17年前,我还在浙大任教,朱汉民院长就动员我加盟,湖大还派人事处长到杭州,上门规劝我回湖南,当时我对这个千年学府的重建还有点畏惧,如果能够预计到岳麓书院的香火会这么好,就应该赶快过来,沾点仙气再说,我至今有点愧对湖大的情意。

与会学者对家庭的概念与家庭改造、中国家族主义的表现与特征,对近代思想家的相关批评与实质等方面,做了认真的梳理和诠释,不管你们怎么梳理和诠释家庭的概念,无论是工具型、功能型,还是情感归宿,对我的家庭观念都适合,但都不够。这里是湘江西岸、长沙市的西区,如果沿着高速公路再往西走70公里,就是我的家乡益阳。在我们这一代,像我这样具有独生子女身份的,如果不是硕果仅存,也是罕见的,我从小既没想过要离开益阳,也没想过来走出湖南,后来,是我母亲说,你先走,我们跟着过来。等我离开湖南之后,父母就不愿走了,杭州的西湖、灵隐寺也好,北京的天安门、奥运会也好,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吸引力,最后守在益阳离开人世。6年前,当我的母亲突然走了,别说家庭的概念,我连家的感觉都变了。娘亲一走,何以为家?在很多地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家族主义倒是受到摧毁,但小家庭的家庭观念再怎么摧毁,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点原生态。小时候当红小兵,老师教我们唱了很多革命歌曲,当唱到“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我就不敢发声了,因为毛主席毕竟与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无法跟我的父母比,我不能唱得忘恩负义,背叛父母,但我的这个想法在毛主席的时代是不敢说出来的。

会议现场

欧风美雨对近代家庭观念的演变、对家族主义的冲击,是不是一定要在时间界标上分得那么清楚?能不能一刀切?胡适当年就提醒过他的学生罗尔纲:分得越整齐,越清晰,问题往往就越大。就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而言,鸦片战争前后、辛亥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前后是不是真的就截然不同了?如果仔细推敲,可能还是问题。不管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那个青年杂志究竟宣传了多少民主与科学,至少在1902年左右,梁任公就几乎单枪匹马地站起来,向中国的旧传统、旧文化发起冲击,他说:“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我就看不到这位新文化的旗手有多少教科书说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他的家庭观念从“五伦”走出来,改出平等,还改出“趣味主义”,特别善待饮冰室的那群孩子,还为国家建设储备了三个院士,我看他的家庭与家庭教育就是没有枪声的“革命”,一点也看不到“吃人”的场景。

刚才小站先生对提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论文报告与评论情况作了很好的总结,比他的论文报告还精彩,提纲挈领,从高处和大处着眼,说得很清楚,恐怕连有的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可以从那样的高度来把握近代中国的家庭观念与家族主义。本次研讨会的很多优点我就不重复了,本着求真的态度,我想给与会的同行提两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部分作者对选题的必要性与选题依据缺乏基本的交代,这就是师友们经常感叹的问题意识淡薄,学术史的交代或学术综述不够,不仅在本次研讨会是这样,也许这次还算是比较好的。你选的这个题目别人做过没有?如果没有做过,为什么?如果做过,做得怎样?你将在什么学术起点上展开才情与思路?从资料挖掘到研究视角与方法,你跟以往的研究会有什么不同?准备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这些都应该在导言部分交代清楚,不能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对于有过相关研究的选题来说,如果没有几个月的功夫来梳理,恐怕是不行的。要知道,论文是写给内行看的,不是给外行看的,这里的内行首先就是已经研究过这类问题或将要研究这类问题的人,而不仅仅是学过历史专业或者研究其他历史问题的人,外行宁愿看武打小说,看宫廷内斗的电视剧,也不会看你的无趣论文。本次研讨会紧扣主题,围绕近代家庭观念与家族主义变迁的论文很多,但从我听取第一组论文报告与文本、评论的情况来看,还没有谁同多次谈论过家庭、家族伦理问题的钱穆先生对话。也许只有认真清理学术研究的账本,才有可能把重复性的劳动降低到最低程度,向学术创新的目标努力。

第二点建议,历史问题只有从资料出发,尽量把问题细化,才能避免概念化,才叫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既需要动态的视角,也需要个案与群体相结合,文本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清理思想面相的异同,以及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而不仅仅像许多中学语文教师,搞出几句文本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表个态,得个结论就行,都是好事多磨。就历史研究而言,确实还需要少谈“主义”,慎用“主义”,一个人难免有个人观念、家庭观念,国家观念,但未必就叫个人主义、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国家主义,主义具有优先原则,还有排他性,每个人的脑子可以装着很多观念,但既不是只有一种观念,也不是存在多种主义。更为重要的,地球很小,中国很大。同样是农业文明的中国,不仅南北之间的差别比较大,南方各省之间的差别也大。在义利观等方面,根据我的粗浅体会,湖南人与浙江人之间的差别恐怕就大于德国人与奥地利人之间的差别。某些观念的差异,即便是同一个省份,温州人与杭州人之间,益阳人与湘西人之间,彼此的差异可能不亚于法国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差别。就地缘观念或地方主义而言,曾国藩的湘军未必能够代表整体的湖南,更不用说今天的湖南,一切都得具体分析,凭资料说话。我在隔壁读书的时候,来自湘西的同学几乎每个月都要约集全校与校外的同乡,聚餐合影,特别亲切,我们益阳人即便只是在同一个历史系,本科四年内也没想过要搞一次聚餐,照一次合影,长沙人恐怕更难。在当时,湘西人的这种地缘观念和亲切感就不是被室友羡慕,而是私下嘲笑他们的“土气”。

唐朝淮安人赵倚楼有诗曰:“晓发梳临水,寒塘坐见秋。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一个“四无产品”南归家乡,参加如此高水平的研讨会,享受优质的会场服务,如果带着挑刺的心态发言,恐怕是有道德瑕疵的,但是,诚意正心,畅所欲言,格物致知,如切如磋,这正是岳麓书院的前贤教给后世读书人的道德格言,所以献丑了,敬请赐教。

各位学者:人类个体观念的差异归差异,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与通约现象,形成群体共性,它就叫做“人性”。美国历史学家A.亨利(Adams Henry)说:“政治作为实践活动,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都是有条不紊地煸动仇恨的组织”,我不知道此话是否属实,但我愿意借助于法兰西民族英雄戴高乐的夫人一句话,回到本次研讨会的主题,结束我的发言。

戴高乐夫人说:“总统的职位是暂时的,家庭却是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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