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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与创建:罗马帝国的最后岁月

发布时间:2016-12-02 10:00浏览次数:100Tags:冷热军事史


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一天之内的改朝换代,中世纪的历史也并非一夜之间开启。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退位的公元476年,是历史书加重描述的一年,但是对大多数帝国的子民而言,这一年中他们的生活毫无改变。

因为在罗马帝国最后的日子里,蛮族的阑入和基督教的兴起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帝国最终分崩离析的时候,对生活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制度和传统没有随着皇帝的退位和国境的消失而改变,而希腊-罗马文明的精神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

帝国被摧毁了,再无重生之日,虽然从查士丁尼到查理曼,试图复兴罗马、继承正统衣钵的人物一直不断,日耳曼民族也曾用“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名称尝试唤醒荣光,但这个伏尔泰所评价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的国家从未实现它的理想,罗马的辉煌最终没有再现。

文明在帝国庞大的残骸上重建。欧洲摆脱了东方式的中央集权,在蛮族与基督教精神的指引下,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文明之路

蛮族阑入

罗马帝国的扩张终止于图拉真,在他之后,皇帝们开始建设防御体系,巩固帝国的边疆。在边境线之外,是一群被称为“蛮族”的帝国敌人。蛮族一词并不是字面上“不开化”或“野蛮”的意思。对于罗马人来说,就像当初他们自己被希腊人称为蛮族一样,它泛指是指生活在罗马的边境之外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日耳曼人。

哈德良长城是罗马帝国防御体系的代表工程

从二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就陷入了缓慢而不可逆的解体过程。帝国边境无法阻挡蛮族的脚步,他们进入罗马境内生活,随后被吸收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四世纪,在匈人入侵的压力之下,日耳曼部落大举进入罗马境内,在随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他们曾肢解帝国、洗劫罗马,也曾和帝国联合,击退“上帝之鞭”。

蛮族从罗马的邻居变为敌人,又从敌人变成公民,再从公民变为战士,最终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在罗马缓慢的衰败过程中,蛮族的将领在帝国的中心执掌军权废立皇帝,蛮族的子民则在帝国的边疆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子政权,这些政权不仅决定了中世纪欧洲的轮廓,也基本构建了现代欧洲的大体模样


蛮族的王国

狄奥多里克被称为中世纪的第一个国王,他在一场鸿门宴中杀死了罢黜末代皇帝小奥古斯都的奥多维克,随后在意大利建立了三十多年稳定的统治。作为一个文盲,狄奥多里克尊重罗马原本的文化与官僚体制,在他的治下,亚平宁半岛呈现了几个世纪未曾有过的复苏景象。在哥特人的武装保障下,管理国家的仍然是罗马的精英,人们如往常一样缴纳赋税,生活水平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意大利的北面,克洛维斯统一了法兰克部落,并带领族人最终征服了高卢地区。在他的妻子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德的影响下,克洛维斯放弃了大部分日耳曼人信仰的阿里乌斯教派,昄依了天主教。这一事件影响深远,在统一的宗教信仰下,法兰克人和曾在这一地区处于统治地位的罗马贵族通婚,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贵族阶层。数百年后,克洛维斯演变成了路易,法兰克则变成了法兰西。

不列颠群岛上,还没有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建立了诸多小王国,在随后的融合过程中,这些王国被统称为“盎格鲁人之地”(Angle-land),由于古语中A通E,所以这里便被叫做“英格兰”(England)。

骑士制度

公元378年的亚得里亚堡,哥特骑兵出现在罗马军队的侧翼,彻底击溃了骄傲的罗马军团,杀死了罗马皇帝瓦伦斯。从此,装甲骑兵成为步兵的噩梦。在上古时代,马匹是一笔不小的财产,骑兵是一个精英阶层,这个阶层逐渐演变,最终成为骑士。


欧洲骑士

日耳曼人在漫长的对罗马作战中发展出亲兵制,是欧洲骑士制度的基础。对蛮族而言,战争是必要的资源来源,频繁的战争要求战士对首领保持绝对的忠诚,而首领则为士兵提供土地、特权和荣誉。这种关系是赢得战争的保障。

在罗马末日的混乱之中,人们为了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委身于具有土地和武装势力的封建领主,形成了一种庇护制。在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时期,亲兵变得不可或缺,军事领域的庇护制最终形成了一种由下向上进行效忠的骑士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骑士阶层演化出一种属于上层社会的精神文明,它将日耳曼民族的尚武精神与贵族阶层的道德荣誉结合起来,代表了锄强扶弱高尚的品质和永不退缩坚定的勇气。这种骑士精神使欧洲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坚守住了基督教的堡垒,保护了希腊-罗马文明得以长存。

习惯法

除了依靠军事忠诚,蛮族的部落维系还依赖于法律。日耳曼的法律和罗马法有诸多的不同,它是不成文的、基于习惯与传统的,与其说是一种法律,不如说是一种风俗和日常行为规范。这种习惯法最大的特点是对暴力的限制,它追求的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可能引发流血与世仇的争端。

在日耳曼的王国代替罗马的年代,习惯法与罗马法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蛮族法律强调通过共识或外力来弥合分裂,罗马法则强调通过有效力的权威来维持总的秩序。从日耳曼王国颁布的法典中可以看出,在效仿罗马法的过程中,习惯法仍然是不可违背的原则,它代表了共同体无言的同意,具有绝对的权威。习惯法与罗马法的结合,是中世纪后国家统治的有效手段。

早在罗马仍然名存实亡的年代,蛮族的国家就已经建立和发展了起来。军事首领和他身边的族人一起,在征服或被征服的道路上兼并部族和吸收追随者。当部族发展到足够强大时,首领就成为国王;在国王死后,部族会议选举贤能继任。这种选举习惯持续了几百年时间,相对于罗马帝国混乱的王位继承制,这也是蛮族强大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兴起

不管今天的基督教如何是工业文明的正统,也不管它是世界范围内的何种理所当然,从基督降世到三世纪中间的这几百年时间里,基督教只是罗马广袤土地上的一支略有声势的另类宗教力量。

今天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并不完全是耶稣本人所传播的那个宗教,在成为今天这样世界性的宗教之前,它经历了极不寻常的演变过程。在从罗马帝国中的被迫害者,到中世纪的统治者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来自三个方面的塑造对基督教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其一是基督教的信徒,其二是罗马的皇帝,其三是希腊化的传统。

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脱胎于罗马的基督教,没有罗马帝国的迫害与支持,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千年的统治者,欧洲的基督教会成为了宗教信条下包裹文化光辉的胶囊,它让蛮族的国家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一个统一的权威之下,使希腊-罗马的文明没有在漫长的岁月中断代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民族史》

圣保罗的诠释

生于大数的罗马公民扫罗(拉丁名保罗)拥有极好的希腊化教育背景,他是耶稣之后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人,是不是使徒的使徒。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基督教而言,保罗起到的塑造作用甚至要大于耶稣基督本人。他改变了当时基督教作为犹太教分支的现状,第一次在外邦人中传教,并且不要求他们遵循摩西的律法和施行割礼。他创造出了基督教中普世的价值与行为规范,使基督教从民族宗教走向世界宗教。


圣保罗的传教路线

作为一名行动者,圣保罗秉承耶稣“福音必须传遍大地各国”的教诲,在罗马境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教工作。他在政治力量的打压和其他宗教势力的阻挠下,尽管遭遇各种危险仍矢志不渝,诠释了一名使徒的精神。圣保罗最终死于罗马的审判,成为一名殉教的圣人。

如果基督教只是犹太人的基督教,那么它将注定无法承载文明的重任。只有在足够希腊化之后了,它才构建起自己的形而上学,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另类。在命运将天选之位定于基督教身上后,它能够得以创造出一个复杂的神学整体,和柏拉图学派与斯多葛学派的影响密不可分。或者说,早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推上历史的前台之前,基督教本身就已经做好了改变世界的准备。这一切都是从圣保罗开始的。

君士坦丁大帝的星空

对于帝国末期那些试图力挽狂澜的皇帝而言,容得他们回旋的余地并不太多。罗马的衰退让世界末日降临的紧迫感日渐加深。拥有公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罗马帝国早已不属于罗马人自己。帝国需要在一片危机之中凝聚人心,宗教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传说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之战前夜仰望星空,看见天空中出现闪亮的十字,听见上帝的低语:“凭此十字你将克敌制胜”。世界历史从此拐向另一个方向。


拉斐尔笔下的《米尔维安桥之战》

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之后成为了罗马的皇帝,让他在历史书中长留名号的,是他为基督教树立了正统的地位,并且利用国家权力平息教义的争论。他在临终时受洗,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基督徒皇帝。他选择了金角湾旁边的希腊小城拜占庭作为自己东方的陪都,这座城池作为基督教的东部边陲屹立了一千一百余年。

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的发展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几十年后,公元393年,狄奥多西大帝确定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从此,罗马的一部分在基督教中变为了永恒。

圣哲罗姆的噩梦

圣哲罗姆曾经梦见上帝将他赶出天堂,并对他说,“你是一个西塞罗主义者,不是一个基督徒。”

圣哲罗姆的挣扎,在于是否应该将属于希腊文化的经典奉为圭臬,他如此的纠结可以理解,因为充满理性主义与乐观好奇的希腊文化与宗教精神并不融洽。这个疑虑一直存在,对此圣奥古斯丁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相信优秀的基督徒不应把异教的经典作为个人的喜好,但使用它们为基督教服务却并无不可。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学框架下,古代希腊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和罗马时代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都成为建构基督教哲学的材料。

奥古斯丁终其一生都在通过证明永恒的真理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种永恒的真理,就是融合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形而上学内核。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体系,统治欧洲直到十二世纪,今天仍然是思想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它解决了圣哲罗姆的恐惧,使基督教成为一个内蕴希腊化精神元素的宗教。

在那个分崩离析的岁月,教会用手抄的方式在浩瀚的文海中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精华,用诠释者的权力发展和演绎了古典哲学的教条,用希腊的七艺在基督教体系内完成了古典文化的传承。

结语

如果抱着惋惜帝国陨落的心情看待罗马的衰落,或像曾经的历史学家一样,凭着对中世纪的厌恶感怀帝国昌盛愿景,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罗马覆灭和中世纪的意义。文艺复兴不是一次复兴,而是一次萌发,它的种子植根于所谓一千年“黑暗时代”的土壤里,而播种它的,正是集权帝国的衰亡。


达.芬奇的《上帝的晚餐》

在古老帝国积重难返的五世纪,蛮族的新鲜血液注入到拉丁国家古老而腐败的身体里,让文明焕发了新春——部落的建制和罗马的体制相结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日耳曼的习惯法与罗马法结合,形成了一套合理的法律体系;行使自卫权的部落传统,形成了封建下的骑士制度;而新的国家,也正是大体今天欧洲的面貌。

一方面,蛮族入侵造就了欧洲的外部面貌,使它摆脱了集权帝国庞大丑陋的必然归宿;另一方面,基督教塑造了西方的精神世界,它把蛮族捏合在了拉丁人与希腊人之中,让欧洲作为一个精神上的整体,安然度过了中世纪的一千年。吉本本着理性主义的精神提出基督教对帝国的衰退负有责任,但宗教的兴起与帝国的衰颓谁为因果尚且无法言说,更何况理性主义本身也是孕育在基督教精神之中。

在罗马帝国这颗参天大树最后的日子里,曾经辉煌的国家已经变得面目可憎,它的倒掉已经不可避免。 蛮族的国度在罗马庞大的尸体上生长起来,和基督教一起,在漫长的岁月里吸收、保存了希腊-罗马文明中最精华的部分,促使其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蜕变,使欧洲这片土地在一千年后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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