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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宫城陶楔祖宗发现探索琐记

发布时间:2016-12-02 10:00浏览次数:100Tags:考古汇

从事了33年的考古工作,经常遇到有人问我:“考古工作这么辛苦,乐趣何在?”我回答说:“考古的乐趣在于像刑侦一样,在探索中总会有新的发现令考古学家兴奋不已,套用一句歌词,每天都有新发现。这大概是我所感受到考古最大的乐趣。”


考古学家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对探索与发掘的对象、地下留存的不会说话的片段物证着迷,千方百计地破解谜团,竭力建立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让不会开口的证据“说话”,甚至可以在自己的脑海中如重播一般再现逝去了的古人的行为与社会场景,确实激动人心。


2001年秋季开始,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工作,从此将自己的命运与陶寺的巨大谜城密切关联。每当我面对发掘遗迹、墓葬、遗骸、遗物时,我都感觉自己仿佛正穿越时空,与4000多年前的尧都人在对话与交流,神秘与神圣以及成就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


当然,我没有小说中福尔摩斯那样神勇,攻无不破,我在陶寺考古发掘与探索中也遭受过不少挫折。尽管我也始终遵循着胡适之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问之道,但是求证中坎坷也在所难免,比如我对于陶寺宫城出土的陶楔祖宗的探索便走了不少弯路。


从2003至2007年,我队在陶寺宫殿区(2013年以后的宫城)内的建筑垃圾里,陆续发现了一些陶板残片,约100余片,大部分是平行四边形,个别直角梯形的,还有少部分是等腰梯形的,我称之为“B型陶板”。通过仔细分析观察,我推测这些平行四边形或直角梯形的陶板,应该是陶寺宫殿使用的板瓦(何驽:《陶寺遗址出土陶瓦略论》,《中国文物报》2006年6月30日第七版)。当时由于等腰梯形的B型陶板标本全部从顶端残断,没有完整的标本,不知原本是个怎样的建筑构建,我根据这些B型陶板底端缘上均戳印纹饰,大胆推测这些陶板很可能是与板瓦连接的护椽陶质构件,也就是后来的瓦当或滴水(何驽:《陶寺城址宫殿区发现的陶板功能试析——陶寺文化的陶瓦》,《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265~276页)。当然,假如陶寺宫殿区出土的B型陶板真是瓦当的话,将不仅是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的瓦当,而且在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材料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当时我声称“有关B型陶板为滴水或瓦当的推测且备一说,有待今后发掘资料加以验证”(《陶寺城址宫殿区发现的陶板功能试析——陶寺文化的陶瓦》,《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274页。),其实我自以为这个结论没有多大问题,有待出土完整的与板瓦连接的瓦当标本出土,不过是佐证我的推测正确罢了,压根就没想到会被推翻。于是有好长一段时间,过度的自信给我带来了沾沾自喜。


2013年11月,高江涛博士主持在陶寺宫城东北角门发掘,出土的完整陶楔,不是验证了我的B型陶板瓦当推测,而是推翻。在揭露宫城东北角的内拐角的探沟ITG35内,在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层③B层底界面即宫城北墙Q15的破坏表界面上,高博士和冯九生他们发现摆放着一圈三角形“B型陶板”(图一),有完整者(图二),如片状楔形(图三),外缘面略弧,戳印多种纹饰,杂出肥足鬲口沿。埋藏的时代很明确,为陶寺文化晚期。


此堆陶楔长短不一、厚薄不一、宽窄不一、纹饰不一,足见不是同一批次产品。发现时摆放在破坏的宫城北墙基础的顶部,所以考古存在背景关系表明很可能也不是最原始的使用状态,应当是二次利用。但无论如何提示我这些B型陶板可以肯定不是瓦当。我的第一个判断是它们不是原来我推测的等腰梯形,而是形似一牙披萨饼的三角形楔形砖(图四),是否有可能用于拱顶建筑的券顶之用?旋即我否定了第一判断。其一是由于陶寺陶楔整体体量较小,如果用于砌建筑劵顶,则用量巨大,不如用个体体量较大的楔形砖。其次,券顶建筑在中国出现很晚,西北地区史前窑洞包括陶寺遗址的窑洞穹顶都是在生土里挖出来的,从未有楔形砖券出来的。其三这些陶楔是摆成圆圈状的,暗示其原本使用方式也是摆成圆圈状(图五),如拼成一张披萨饼,而不是卷成穹顶。虽然这些陶板不是楔形砖,称之为“陶楔”也不为过。



图一 陶寺ITG35③B层陶楔出土现状


图二 陶寺ITG35③B层陶楔出土现状局部


图三 陶寺ITG35③B层完整陶楔正面


图四 陶寺ITG35③B层完整陶楔侧面


沿着陶楔可拼成“圆饼”这条出土现状提示,我进一步推想,大小一致的陶楔,可以拼接成一层“圆饼”。但是大小、厚薄不同的陶楔却可以拼成直径大小不同、下大上小叠摞的多层“圆饼”(图六),最终构建一个有外缘纹饰的 “塔形”建筑装饰构件来。有些类似藏族的尼玛堆。实用价值不大,宗教意义较大。


图五 陶寺ITG35③B层出土陶楔复原拼圆


图六 陶寺ITG35③B层出土陶楔复原叠摞


这使我联想到湖北石家河城址外东南的肖家屋脊遗址家庙“世室明堂”F15前,倒立的“缸排桩”遗迹JY7,每个倒置的红陶缸都像炮弹形,有好几件红陶缸上还刻有角杯符( 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130~131页。),我认为是祼禘“帝”神徽(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6月。410~420页。),神徽内填朱砂。家庙F15、角杯陶符神徽表明与人祖至上神“帝”的沟通等一些列考古存在背景关系,均表明肖家屋脊的JY7缸排桩应当与祖先崇拜、祭祀祖先仪式有关。肖家屋脊遗址AT1822④:36炮弹形红陶缸的底部,压印了一个神徽符号(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图一三四·4,文物出版社,1999年。170页。),我解释为就是草扎人藉“帝”的象形,表明这件红陶缸倒立使用就是一个“且”的形象(图七),表述为“帝”。假如陶寺宫城出土的陶楔垒砌起来,很可能也垒出一个炮弹形的“塔”式建筑体,外形与肖家屋脊的倒立红陶缸一样,这些不就是以男性生殖器为外形的“且”(祖)吗?

图七 肖家屋脊红陶缸AT1822④:36

2007年我参观云南丽江清水寨摩梭古寨,祖庙广场上矗立的石砌祖先塔(图八),就是一根高约10米、直径3米左右的男性生殖器,根部中空,可以烧香焚纸。外形像一枚洲际导弹。中国近现代所见的象征型的男性生殖器形象的崇拜物,恐怕都不是男性生殖崇拜或性崇拜,而均为抽象的祖宗崇拜物。强调认祖归宗、孝道、宗法制度、亲缘关系等。


图八 云南丽江清水寨石砌祖宗(何驽摄于2007年12月)


临汾一带至今祭祖或祭祀先贤的“枣山”花馍(图九),实际上就是用多层枣饼堆砌的塔形花馍,红枣装饰的外缘暴露在外。枣山的外表再插上各色面塑花朵。2016年4月,我在参观临汾尧陵时,在献殿的供桌上见到一个清明节祭祀帝尧的枣山花馍。


图九 临汾尧陵献殿供桌上的“枣山”(何驽摄于2016年4月)


武当山祖师殿前有两根铁祖,也呈炮弹形,象征武当道教全真派共同的鼻祖全真道人的纪念堂,实际意义在于强调道教的全真宗派,虽不是宗法制度下的祖先崇拜,却是宗教门派的皈依象征,故以祖师而称。


最终,我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里追踪到炮弹形的字形了,那就是“且”(祖)字(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175页。),写作,尖锥顶,底部封口线长,象征地面;体部象形画两道横杠,既可以象形类似肖家屋脊缸排桩“陶祖”腰身装饰的凸旋纹,也可以象形陶寺陶楔垒砌的“塔”形“且”是在地面分层搭建的。至此,我终于明白,陶寺宫城出土的陶楔,是垒砌“且”的元件。于是,陶寺宫城东北角北宫墙Q15破坏基槽顶部,摆设陶楔祖的遗迹,就有了明确指向性意义了——祖庙很可能位于陶寺宫城内东北部,靠近宫城东北角门。ITG35③B层出土的陶楔祖宗圈,可能不是原来应该在的祖庙内的祖宗象征物了,而是在Q15破坏界面上,晚期在距原来的祖庙不远处搭建的一个追思祖宗的崇拜物,临时拼凑的现象明显。


《尚书·舜典》:“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继尧位时,接受王权柄是在文祖,汉儒解释为“尧之文祖庙”。陶寺宫城内有祖庙是非常可能的。作为宗庙,除了有祖先神像——帝之外,还有一个标志物就是搭建的祖宗。


2013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与儿子何司阳通过QQ交流,除了探讨做陶寺文化晚期陶楔祖的复原图问题,还讨论其构建行为细节引发的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提出疑问,为什么陶寺的陶楔祖体量不会很大,为何不像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红陶缸那样制作出一体化的陶质的“祖”呢?为何要费时费力地制作大量的三角陶楔来拼凑“且”呢?陶寺人如此不计工时与财力物力,构建这样的“且”,一定有特殊的意义需要用陶楔元件来表现。我们认为只有一种解释比较合情理,那就是陶寺陶楔“且”构建时,由陶寺王族每个有资格的家枝或家庭,贡献一片陶楔,共建一个且,强调的是认同一个王族祖先,并归入同一宗法体制内部。这些陶楔元件组合在一起(图十),完美地象征着每一个家枝或家庭都是王族的一份子,缺一不可,共同支撑王族存在于世,并且共同孝敬共同的祖先。构建的且之顶部象征着王族的共同祖先。而同一个祖先,逐步分支出以下的各大宗、小宗家支、家族,形成宗法关系塔形模式。所以陶寺的陶楔极有可能用于宫城祖庙内,王族共建且象征物。


1.单层拼接 2.多层垒砌 3.完形祖宗

图十 陶寺陶楔祖宗建构流程复原示意图(何司阳绘制)

由于示字象形搭建的崇拜物,如雷汉卿先生便梳理过关于“示”字原形象征物应当是大石文化中搭建的石棚或石桌类的宗教崇拜物(雷汉卿:《<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巴蜀书社,2000年。10~18页。)因此陶寺陶楔搭建的且就是礻+且=祖。搭建的祖,外形虽是男性生殖器,但是完全超越了男性生殖崇拜的观念,而强调的是宗法制度下的抽象的祖先崇拜,陶楔祖本身甚至都已超脱了具象的祖先神像,成为强调宗法血缘关系的抽象祖宗。可称之为“陶寺陶楔祖宗”。由是,祖宗与祖先神、祖宗象征物“祖”与祖先神像便出现了分离。


陶寺宫城陶楔祖宗发掘与探索的过程,颇显曲折,是一个自我否定与重新认识的过程,这是考古研究真实的过程。自我否定肯定是沮丧与痛苦的,但是重新认识到更加合理的结果,最终还是令人高兴的。


畅想未来,通过文化产业创意专业人员的转化,我的这项研究成果,将能够转化成为临汾陶寺尧都、临汾尧陵、尧庙的传统祭祀文化恢复项目“天下唐人共祖”以及文创周边产品,惠及临汾当地的社会与经济,是我作为一个陶寺考古人在公共考古领域里的一项重要贡献。想到此,我更加激动与欣慰。我由衷地感叹:

做考古学家真好!做发掘陶寺的考古学家更好!

我爱四千年的“北京城”——尧都陶寺!

(文章来源:《发现山西——考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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