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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国民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

发布时间:2016-12-02 10:00浏览次数:100Tags:春秋茶館


龙应台提出辞呈之时,正是国民记忆库上线届满周年之际。

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日头狂肆下,民众到了投票所,选择自己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日头落下没多久,结果就已揭晓─执政的国民党惨败。于是,“行政院长”江宜桦当晚便提出辞职,十二月的第一天,率领“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身为“文化部长”的龙应台也在其中。那晚,她就率先抛出讯息,称“配合总辞”,她一千天“文化部长”任期就此结束。

龙应台提出辞呈之时,正是“文化部”“基础工程”的代表性计划之一─国民记忆库上线届满周年之际。国民记忆库,顾名思义,便是收罗每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而这些个人生命史汇集起来便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因此,龙应台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每位国民的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她试图透过这个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借着这些庶民生命点滴拼图总汇,来丰富、拼凑、还原、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

记者恰好在她提辞呈前一周,针对“国民记忆库”专访龙应台。彼时,她直言国民记忆库如果能继续个十年,到达遍地开花的程度,那么,就会挑战过去官方史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既有界定。

“但你会不会担心继任者不会接续这个计划?”问龙应台,她却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必去希望后继者如何,而是工作同仁对这有认同感。”龙应台进一步表示,如果这只是上面的命令交办,事务官对于这计划没热情,这一定失败,不用等后来者,就会瓦解,“有热情就会说服后来的继任者。”

像是预告,也像是事先提醒,采访结束后,龙应台转头对承办这项计划的事务官说:“现在你明白,我想做什么,又为什么得推这项计划了吧?”

历史就像一列火车

国民记忆库的推动,与龙应台个人书写《大江大海1949》时对历史的重新认知与对小人物的感怀,看起来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今年七月,在国民记忆库上线记者会上,龙应台便说自己在写《大江大海1949》过程时体悟到“历史就像一列火车,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都在跟这列火车赛跑,而且一定会输”,她数次强调,“等我的书出版,书中采访的人有一半已过世。”

不过,龙应台却否认国民记忆库这项计划源于《大江大海1949》,因为书写的念头早在20多年前便萌发,然而,因故不断搁置的结果,是父亲去世了,父亲的故事也没得问了,当时,她才产生了强烈的急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这是她最强烈的感受。

龙应台的父亲如此,整个大社会亦然,带着时代故事的长辈不断凋零,便代表着一个世代的庶民记忆大量消失、不被留存,于是,在全台湾网罗个人历史记忆,也就成了龙应台上任后最重要的文化工作。

在去年11月18日,国民记忆库启动记者会上,龙应台便表示,在美国早有这类国民个人记忆记录的计划,例如得知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患者症后,就会连忙带着父亲去录音,说出想说的话,如此一来,即便这个父亲后来失忆,子女还能保留父亲生命的回忆,成为一段“历史”,“每个人生都有抽屉,需要被打开,国民记忆库在记录这些故事,保存珍贵的回忆。”

为了让民众知道这项计划,能够带着父母去录制个人故事,或是主动参与、分享生命经验,“文化部”挑选了十多位“行动大使”,包含资深艺人孙越、方芳,音乐人胡德夫,漫画家萧言中,政治人物钱复、郝龙斌等等,希望能借着他们的知名度与代表群体,传播这项计划的理念,并由他们带头录制自己的个人故事。于是,从电视到电影院,乃至于各种不同媒体,都可以看到这些人说出对国民记忆库的感想,以及自己的回忆。

与龙应台有着好交情的资深媒体人陈文茜也担任了行动大使。她在今年七月的行动大使记者会上,分享了自己外公何集璧的故事。何集璧曾为逃离日本统治而跑到大陆,之后回台湾成立文化协会,在席卷全台的二二八事件中,他也不幸被政府抓走,“外公为了逃离监狱而躲进疯人院,出来时已分不清是真疯或假疯了。”陈文茜心疼外公的一生被大历史的棋局左右,“我相信,我外公一定也希望能有人说出这些故事,走出这样的悲剧”。

陈文茜说,所谓的“台湾意识”就是这座岛上每个人的记忆库,“历史确实就像火车,有人幸运搭上车,有人搭不上,有人抵达目的地,有人在中途被推下去。”这段话隐含历史“成王败寇”的思想,让许多人的故事遗落在历史的线轴外。

国民记忆库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故事:有麻风病人、逃过战乱的老兵、从丛林生还的台籍日本兵……甚至嫁来台湾的越南妇女的生命经历都有,彰显了台湾作为移民社会、经历战乱与各种时期发展而生的多元和多样。“因为台湾社会就是这么多样,才有多种纷争,因此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共识,国民记忆库能帮我们理解他人的故事与经验。”龙应台解释。

铺第一里路

台湾政治充满敌对,对政务官尤为严格,龙应台上任以来,时常受到“国会”与民间的苛责。接受记者专访时,龙应台便直言,“在台湾,正常人都不太想进入政坛的。”然而,曾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长”,见识政治之难的她,两年前愿意再担起这重任,也是因为是首任“部长”,“首任代表第一号工头,为文化政策打地基,铺第一里路。”

在“文化部”广大的政策方向中,“泥土化”排第一。台湾过去二十年,时常喊出“本土化”等口号,龙应台有意识地做区别,“那些口号都带政治性了。”

国民记忆库是她任内推动的大计划,属于“泥土化”的一个项目,预算庞大,第一年预算四千万台币。在龙应台认知里,这是一项可以往前走十年的计划,不只是政府要做,重点是民间得自行发动,才能做到由下而上、收集到成千上万笔的口述资料。

“这项计划连最挑剔的‘立法委员’都支持。”这让龙应台很安慰。

有些“立法委员”甚至出任了行动大使,如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碧涵与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这是跨越蓝绿与政党的组合。前者出身苗栗客家大家族,能说出客家移民文化故事,后者的父母一直在国民党专权下援助民主运动者,她也是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林宅血案”的第一见证者。

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甚至带着大女儿王沛然,到搜录站分享个人成长故事。王荣文的母亲不识字,1950年代,母亲背着他走十五公里,到地政事务所缴地价税。当她拿着税单问要缴多少税,公务员竟把单子丢在地上说:“不会自己看吗?”

像这样细小但深刻的故事,是许多孩子们不清楚也没耐心聆听的,国民记忆库成了一个分享的机会。

说出自己的故事

行动大使都是名人,由名人带头说出自己的故事,是抛砖引玉的做法。但真正的执行,则分成两部分,一是由地方政府文化局提案,提案的内容越好,补助越多;其次则是在各地设置工作站或巡回列车,并训练志工来协助记录、上传,让各地民众都可以前来说自己的故事,并有效率地在云端上建档。

目前,全台湾共有68处故事搜录站、2辆故事行动列车,用以收集故事。而这些故事,都会摆置在“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的网站平台上,成为人人都可收看的资料。自去年11月18日上线以来,已有超过六千位民众的故事被收录在数据库中,网站浏览率也有229万。而这项成绩,是台湾17个地方政府、4个生活美学馆及300多个民间团体、文史工作室的搜录团队及志工共同打造的。

63岁的林建军是其中一员。“我以前曾在深圳工作,每天晚上都会听广播节目,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说着自己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才坐下来,林建军便迫不及待与我分享经历。他说,这也是个人故事。

“我祖籍广东,是外省第二代,因此对我来说,老兵故事让我最有兴趣。”他第一个收录的故事,便是住家附近的老人家,“他九十多岁了,始终独身。”林建军感叹,虽是邻居,却不知道他的经历和故事,听完后才真正认识了这个人。

林建军夫妻多从身边找起,他们热爱爬山,山友的有趣经历和人生,深深吸引他们,而山友们也会推荐值得采访的人。偶尔透过搜录站引介,他们也会接触到形形色色、主动来报名说故事的人,“有的人很有名,但她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希望趁这个机会说出来。”这个名人大谈特谈了大半天,受限于影片规定的15分钟时间,以及他们设定的目标,因此只能取其中一部分,“有些部分实在太隐私,不适合公开。”

他们也遇过经历二二八事件的人,“但他们的经验与目前主流说法不同,不敢说出来。”

对他们而言,担任志工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即是受访者的回馈。“有的受访者说,本来孩子都不想听他们过去的经历,但被收录在国民记忆库后,孩子看了后,竟深深感动,愿意多听他谈。”林建军妻子赖翠兰进一步补充,还有位大学老师感叹自己虽也懂得使用传播媒介,却没早点采访父亲,如今父亲记忆断断续续,已然不完整,他深感后悔。

对此,龙应台也说,历史记忆的断层不只是横向的,还有纵向的,“的确,没有多少孩子愿意听父母说话的。”她认为,有太多感动的故事应该被蒐搜录,“很多都是从未对自己的子女述说过的个人生命史。”

尽管政界、文化界都乐见其成,但也有“立委”与文化人不认可这项政策,大都是质疑龙应台忽略了前人的努力,让资源错误使用与摆置。

但龙应台却认为,民间组织收集的口述史是第二阶段的历史,虽然由下而上,却仍是相对重要的人物或组织故事。去结构化,甚至常民化,是国民记忆库推动的重点。

“我们还没找到最有效的全民自发动员的方法。”针对国民记忆库的缺失,龙应台坦言这不应该是政府来做,“一定要找到方法让小区整个动起来,让真正从下而上的发生,因此,这计划做得不够。”她认为,若真正宣传到位的话,应该是文史工作室、中学历史老师或大学历史系,纷纷说要加入,并承诺一年给多少个故事。

但如今,随着龙应台辞职,这项需要广洒种子、需要耐心等待开花结果的计划,是否能够延续?又是否能找到对的方法,并收到她期望的成效?便也需要时间来证明了。


南都周刊×龙应台

台湾历史叙述分三个阶段

南都周刊:2012年“文建委”改成“文化部”,你是首任“部长”。能否聊一聊你对文化与政策的想法,以致于你大张旗鼓推动国民记忆库?

龙应台:不深究的人会以为所谓文化政策就是唱歌跳舞,其实不那么简单;“文化部”首要的负责对象是国民,我们以“泥土化”称之,因为国民的双脚都是站在泥土上的。文化政策是为了开花结果,而前提是要养出一方沃土,有了沃土后,民间的创意就像种子一样,会自己落进土里,土好,自己就会长。国民记忆库在“文化部”的政策光谱里,其实就是泥土化具体落实的一项。

我认为,台湾的历史叙述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阶段,国民记忆库是台湾在民主化与社会迈向开放进程里的第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家熟悉的,也就是历史等于国史、党史和伟人史,性质上都比较是政治、军事的,由国家与党界定。台湾也一样,像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就是在国史和党史单一界定下成长的。

台湾在1987年解严,也就正式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试图脱离国史和党史的单一界定,地方史或村史或街史人人在写,满地开花。书店里不再只有国家级伟人传记,村落的“伟人”—譬如为村子服务了五十年的医师或老师也有人为他们立传了。如果从解严算起,这个从家国大叙述到村落小叙述的发展也走了几近三十年了。然而,第二阶段虽然不再是政府由上而下的主导,但还是以相对重要的人、机构或事件为主角。

国民记忆库则是第三阶段,鼓励以国民、以庶民个人为单位做口述。卖菜的妇人、下海捞海菜蚌壳为生的海女、至今保留文面的原住民老妇、打过内战住在老人院的老兵、1950年代的车掌小姐等等,没有所谓“重要性”,却都是主角。国民记忆库把每个国民的重要等量齐观,市场卖肉的小贩和日理万机的总统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在国民记忆库眼中,唯一的主体就是“国民”,而且只有“国民”。

国民记忆库是台湾追求民主自由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最贴近泥土的实践。如果国民记忆库可以持续十年,慢慢累积的话,它会颠覆第一阶段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既有界定,也会挑战第二阶段村史、街史、工厂史的完整性。

我们不能说第一阶段历史是假的,没有哪个阶段的历史叙述是假的,只能说每个阶段都是局部和片面的,但当有了第三阶段后,研究我们时代的人,就可以拿第三个阶段那种毫无闪避的资料,去检查其他史料的真实性。

南都周刊:国民记忆库对社会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龙应台:国民记忆的发掘、共享,让这个社会发现─原来我对身边的人这么不认识,存在这么多的误解,而漠视、敌视、仇视多半来自不认识与误解,这种“自我大发现”够深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凝聚和团结,然后汇流成进步的力量。真实的凝聚和团结一定得来自发自内心的认识,不可能长久地来自党国的单向塑造。

《大江大海1949》是果,不是因

南都周刊:刚你提到,《大江大海1949》书写到出版之间,就有很多人过世。书写《大江大海1949》是否是国民记忆库政策的想法起点?

龙应台:写《大江大海1949》念头第一次出现是1989年,那年柏林围墙垮了,我当时在德国,目睹历史现场的发生,当时就动念想写我们的1949,但一直耽搁,最后2009年才写成。

所以,国民记忆库不是源于《大江大海1949》,《大江大海1949》是个果,不是个因。2003年我从公职退下来,又想动笔,但这时父亲已经走了,想问他过去的事已经没得问了,我才有强烈的急迫感,不做不行了,英文的说法是“还有五分钟就十二点了”,才开始用和时间赛跑的心情去做。

如果不做国民的普遍口述,你不会发现“大叙述”里头有多少不尽真实的细节。

有个年轻人帮我校对书稿,跟我说当她读到我写的台籍日本兵的故事时,她觉得特别惭愧、难受。以前她外公常找一群当过日本兵的老战友一起到家中喝酒,一醉了就合声唱日本军歌,唱得很痛快却让她感到羞耻。因为正统的历史教育让她认为这是耻辱,所以她瞧不起自已的外公。如今,她才发现对外公人生所经历的了解太少了,她感到自责,可是外公已经死了。虽然同属一个社会,我们其实对彼此的了解很少,很片面。

日军在二战时期,在台湾北部的金瓜石设了俘虏营,关了上千个盟军俘虏,这些年轻俘虏来自澳洲、新加坡、英国等地,最后很多人命丧于此。

曾有个澳洲人在这里做了个纪念碑,纪念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盟军的年轻士兵。一年半前,我去金瓜石访视时,当地耆老很开心地陪着我走整个村子,但走到这个战俘纪念碑时,我突然感觉到他们语气里有一种奇特的欲言又止。坚持追问之下才知,盟军是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日本当然政治错误的那方,政治正确的纪念碑插在金瓜石村子的心脏地,而当地老一辈村民的历史情感,是政治错误那方,他们被时代摆在日军那一边啊,而且村里还有老人做过俘虏营守卫。建在村子里的纪念碑,犹如一个巨大的指控。这是强烈矛盾、强烈压抑的情感记忆,不进入个人小叙述,哪里会被发现呢?

只有国民记忆库,这些压抑经年、深深埋藏的经历才会幽幽浮现。

我当然看到很多德国的大叙述中边缘的小叙述。柏林围墙倒塌,一般都会说东德如何向往西德,但是进入个人小叙述时,不见得都是这样。我不是说大叙述都是假的,小叙述都是真的。但是不能只有大叙述,没有小叙述。不能只有国家记忆,没有国民记忆。

绵延的记忆是握在手心的线

南都周刊:你觉得中国大陆也该推动国民记忆库吗?

龙应台:国民记忆库推出以后,香港、中国大陆都有人特别组团来看我们怎么做。我相信国民记忆库是中国大陆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第二个阶段台湾已经走了三十年了,才进到第三个阶段。

大陆比台湾更需要国民记忆库的建立,因为大陆的历史的断裂和共同记忆的碎片化比台湾严重多了。如果把时间当一条线来看的话,大陆的近代当代历史有很多痛苦的断裂。

当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异军突起,在军事上让国际侧目的时候,人们是否应该更加看重记忆的传承、文明的累积?政治、军事、经济的突飞猛进如果是一只冲向天空的风筝,那么绵延的记忆、文明的力量,就是那条抓在手心里的线。

国民记忆库就很能代表这种看不见,可是绝对不能没有的线。是共同的真实的记忆,把历史的断裂、叙述的空白给柔和地接起来。

我注意到过去十几年来,大陆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新历史合作社推一年一度的历史嘉年华之外,云南有很多人将当年滇缅抗战时期的老兵一个一个找出来。

来源:南都周刊

特约记者:黄奕潆 台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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