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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心目中的胡风事件

发布时间:2016-12-02 10:00浏览次数:100Tags:文史精华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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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与很多竞相表态的文化人一样,巴金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必须“参战”,“表演”,落井下石。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被要求)参加政治运动,他先后写下了《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学问”与“才华”》、《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等批判文章。与当时的很多几乎是“乞斩”胡风的批判文章相比,如《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清洗胡风,惩办胡风》(周立波)、《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酷》(夏衍)、《坚决消灭蒋匪帮这条恶狗——胡风》(罗荪)等,巴金的文章可谓“温和”,但这在事后仍让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为之感到“恶心”、“羞耻”。文革后,关于胡风集团问题曾经有过3次平反:1980年9月,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认定“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是“一件错案”,解决了政治问题;1985年11月,胡风去世后,追悼会前,为胡风在上世纪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历史问题平反;1988年6月,为胡风文艺思想、与他人结成小集团、进行抵制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宗派活动、损害文艺界团结等文艺问题平反。至此,胡风问题经过步步澄清,终得彻底平反。198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了给胡风再次(也是最后)平反的消息。

建国后,巴金印象最深的,也是他不得以被裹挟其中的运动有3次。他在《怀念胡风》中说:“……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账,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显然,巴金是在为自己没有“掉进深渊”而庆幸,但我们也明显感到,他对三大运动充满了恐惧与自责交织的痛苦记忆。1949年后,巴金一直试图远离思想文化领域政治斗争的漩涡,为写作争取时间。他拒绝了冯雪峰邀请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请求,他的理由是自己“不会办事”。显然这只是托词,因为他曾经主持过文化生活出版社,而且办得有声有色。他劝冯雪峰本人也不要答应,因为“事情难办”,他可能已经敏锐感觉到办事环境已不同于二三十年代,政治因素给当时社会生活带来很多复杂的未知数,可以说这也是巴金拒绝的真正原因。同时,他担任了一些名义上的政府和文学界的职务,但他却不愿意卷入任何无谓的政治是非的争论。他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政治形势的发展不但使他事与愿违,而且逐渐增加他“被抛出来”的恐惧。因为恐惧,所以要“不断检讨”,以求自保;更由于巴金的身份,在重大政治运动到来之际,除了批判会上的检讨之外,经常被要求写批判文章,做公开表态,过关。


胡风

巴金晚年写作其带人生总结性的随笔集《随想录》,专注于过往的回顾与反思,关于胡风事件的话题可以说一直存在他的心中。首先,巴金因自己当年写过批判文章对胡风心存愧疚,有债要还;其次,反胡风运动对巴金精神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成为1949年后巴金思想的一个转折点,他在晚年回忆说:“老实说这个运动对我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我一向认为他是进步的作家,至少比我进步。”之所以引起巴金“晴天霹雳”般心理震撼,一是国家政权居然以政治批判的手段惩处胡风这样的进步作家,居然“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二是进步作家尚且受如此对待,如果做推人及己的考量,后果难以揣度。如果说批判《武训传》是为了清除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为了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批判胡适是为了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影响;那么,反胡风运动则显然是为了清除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异己思想。而所有这些思想整肃的对象都是知识者群体。经过数次人人自危、人人过关的政治大批判,实际上清除了一切思想,知识分子在恐惧中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意愿,进一步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出十足的犬儒心态。反胡风运动对巴金及整个知识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巴金有足够的理由把它写出来。但是,巴金却把这一话题放在了《随想录》的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中,借此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胡风冤狱。之所以如此安排,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是很多原因促成的,不过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巴金《随想录》写作的言说策略使然。

1981年巴金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访问时,曾谈到胡风问题,他说:“批判胡风的时候,我也‘人云亦云’,站在批判者的一边。现在他早已恢复了名誉,恐怕没有反革命的事吧,我在反省自己当时的言行。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发言,这是不行的。”)这段话距1980年9月胡风的反革命集团案在政治上平反仅有半年时间,巴金可以说做到了适可而止,他只谈中共已经做出结论的事情,这是当时话语条件决定的,也是保证言论“可传播”的要求。巴金当时刚刚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代理主席一月有余,而且给胡风政治平反的消息并没有在媒体上公开,以他的身份向国外传媒谈论未公开的重大政治事件的结论,虽然用“恐怕……吧”的口气说出,观点与中共的结论也无二致,但还是需要拿出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同时,巴金在涉及意识形态敏感话题时,总是由个人经验、自我反省入题,一则可缓解与政治规矩的紧张关系,二则从个人觉醒(经验反思)到人人觉醒也确实是打破意识形态垄断的最佳途径。巴金的言说为了传播而在政治规矩与打破政治禁忌的中间地带寻找平衡,这种平衡的微妙之处在于,在当时如果不触及时忌,那么言说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无法真正推动思想解放的发展,如果要触及时忌,那么在言说的具体方式上就必须多加考虑。正如巴金所说:“你讲真话会受到压制,但我还是要写,用各种办法说真话,想各种办法发表。”他所谓“办法”,既包括了言说的“战略”,也包含了言说的“战术”。

虽然巴金说他1981年已在“反省自己当时的言行”,但在此后的6年里他终究没能完成关于胡风的随想写作。从时间上看,巴金的《随想录》到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已经写到了第65则《怀念方令孺大姐》;从已写出的随想内容看,他对建国后的批判运动、对文革、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深入思考。而且写下了对丽尼、雪峰、靳以、方之、老舍、烈文、赵丹、茅盾、方令孺等友人的怀念,对自己在政治运动中对冯雪峰、柯灵落井下石的行为作了反省和忏悔。在随想中涉及反右派运动的篇章有《三次画像》、《纪念雪峰》、《悼方之同志》、《究竟属于谁?》、《一封信》、《“紧箍咒”》、《怀念非英兄》等7篇。最早的《三次画像》写于1979年3月,错划的右派虽在陆续平反中,但中共对于反右运动的性质尚无明确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巴金没有谈论反右的政治是非,而是从耽误知识分子青春的角度谈反右的危害,但其本意在否定甚明。

1985年12月,即胡风去世后,关于胡风“历史问题”平反的文件已下发,但追悼会尚未举行,巴金在致梅志信中说:“您在信中提到的悼念文章我是要写的。……一九八一年我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说:‘……’我那个时候就想写一篇《我和胡风同志》一类的文章,单是为了自己,我也必须把它写出来。”从以上列举的情况看,至少从1981年开始,巴金对反胡风运动以及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就有了深刻的反省,并且产生了写作随想的打算。他在《怀念胡风》一文的开头部分说:“胡风逝世已经半年,可是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那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的形象。关于胡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来,总感觉到透不过气。但拿起笔我又不知道话从哪里说起。”6年中,巴金写过一篇关于“胡风分子”的随想《怀念满涛同志》(1982年3月),仅是记下了胡风分子满涛在1976年荒诞不幸的遭遇,对胡风事件未予置评。他也曾经含蓄地涉及“两个口号的论争”(《纪念雪峰》),表示自己的愤慨;并且在《怀念烈文》中详述了签发《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过程和鲁迅先生的葬礼,但均未提到参与其事的胡风。

胡风是1985年6月8日去世的,从文章开始部分“胡风逝世已经半年”一句判断,巴金《怀念胡风》一文的动笔时间应该是紧跟给梅志回信之后,即1986年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前后。按照巴金的话说,对这位亡友的还债是“远远过了期”,那么,何以过期呢?经过几年的反思又何以“不知道话从哪里说起”呢?我想,巴金是在等一个合适的言说机会,而胡风事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可说话题,一个可写文本,最后可传播,全部取决于对胡风的一纸平反文书。但遗憾的是胡风问题前后三度平反,历经8年。甚至巴金写作《怀念胡风》时,胡风问题虽经二次平反,但还留有“尾巴”。在文章写作的8个多月中,作者另外完成了约15篇随想,即《随想录》的最后一批作品,写作密度非常大,但是《怀念胡风》一文进展得却异常艰难,直到《〈无题集〉后记》写完,仍不能最后定稿。这其中有衰老和病痛的原因,但主要是“怎么说”的问题,“说什么”对巴金而言也许早已了然于心,可把反思的结果讲出来却颇费周折,他在文章末尾说:“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 虽然讲真话不容易,但巴金在文章中还是讲出了真话,从个人的角度对胡风作了全面评价,一个隐晦但极有分量的“彻底平反”。

《怀念胡风》一文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方面:作者与胡风的交往及对胡风的评价,作者在反胡风运动中的表现及对此的反省。前一方面主要涉及胡风的文学活动,文艺思想和以胡风为首的文人群体等问题,构成文章的主体部分,但这些内容正是中共没有明确结论,尚未平反的胡风问题。而后一方面作者着墨不多,是已经有定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和所谓历史问题。作者在后一方面内容中记下了自己的“表现”和现在的愧疚之情,更重要的是指出这场政治运动给当事人(也提及路翎)造成的巨大伤害。作者不禁愤怒地质问:“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巴金与胡风的文坛交游是文章的主体,看似平淡的叙述,但其中却包含着作者对很多所谓胡风问题的判断。文章从二人在鲁迅葬仪上的一件小事讲起,一则因为鲁迅在二人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二则因为鲁迅在意识形态内部和读者心目中具有某种天然的公理性,可以增强叙述的说服力,这后一点在言说效果上似乎更重要。文章叙事娓娓道来,很多地方看似闲笔,实则有深意存焉,但是如果不了解事件背景,很难体会作者用心并领会文章之妙。例如,叙述完“胡风丢钱,巴金资助”后,点出“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任劳任怨,顾大局。”言下之意是胡风并非破坏文艺界团结。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巴金委婉地说:“我们只读过鲁迅先生答复徐懋庸的文章,我们听先生的话,先生赞成什么口号,我们也赞成,不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去管口号不口号。没有口号,我照样写小说。”这既表明了作者自己对两个口号的态度,也支持了鲁迅在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对胡风的评价,胡风和鲁迅站在一起,不存在抵制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问题。说起30年代在上海编的几个刊物,巴金写道:“刊物的销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团结一些作家,各人喜欢为自己熟悉的杂志写稿。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杂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敬爱鲁迅先生。大家主动地团结在先生周围,不愿意辜负先生对我们的关心。” 这里指出的是,刊物团结一些作家很正常,不是搞“同人”杂志,所以,胡风办刊物,也并非搞小集团,搞宗派活动,大家是团结在鲁迅周围的。谈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签名、发表的经过, 作者似乎不经意叙述道:“事前事后都没有开过会讨论,也不曾找胡风商量。胡风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签了名送来。”这里实际上是说明胡风与宣言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不存在与当时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对立的问题。述及胡风与青年作者关系时,巴金议论道:“至于(我)编书,只是因为别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风,他把培养人才当做自己的责任。他自己说是‘爱才’,我看他更喜欢接近主张和趣味相同的人。不过这也是寻常的事。”这里实际上是从培养文学青年的角度澄清胡风在文坛搞小集团搞宗派的问题。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作者写道:“我们很少谈到文艺问题”,“我少读胡风的著作,对他的文艺观也不清楚”。巴金“不读”的理由是“我一直是这样想:我写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讲我自己的话,不用管别人说些什么。”“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巴金的用意显然不是在谈理论和创作的关系,也不是仅仅说出自己和一般搞创作的朋友一样不太关注理论,他要说的是理论就是理论,理论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如政治问题),所以,理论问题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何况又“没有什么大不对”。

《怀念胡风》以“我和胡风同志”为叙述视角,希望通过切实的个人经验的回顾揩去泼在胡风及其同志者身上的污水。文章不是针对胡风具体问题的考证,也不是参与某些由3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时期的文坛纠葛(“两个口号”之争)的论争,所以作者没有旁征博引,辨析材料,揭露内幕,也没有针对他人观点一较短长,而只是将个人记忆中的某些历史片断恢复连缀起来,由此,历史真相自然浮出水面,所谓胡风问题也就瞬间冰释了。巴金在随想中将胡风集团的几条重要罪状还原为文人间的寻常事,这是他巧妙的言说策略。当时胡风的文艺问题尚未平反,巴金在文中无奈地说:“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他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没法知道更多的详情。”实际上,即便到了新时期,巴金对当年这桩“通天”大案也没有干预的能力,他只有手中的笔,所可依赖者即是笔底流出的言论形成的舆论压力。在文网稍弛而言路仍然不畅的当时,他不会没有被指为僭越妄议的担心,所以,在未有政治定论的问题上,他无法议论政治的是非。尽管巴金在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和历史问题上,可以深入反思政治运动给当事人及整个知识界造成的巨大伤害,斥反胡风运动为“文字狱”,但在胡风的文艺问题上,巴金却既要有言说的勇气,又要有言说的智慧。因此,他不去否定对胡风文艺活动、文艺思想的政治裁判,也不去论证这种政治裁判的是与非,而是从自己与胡风的交游出发,写出自己对胡风及其文学活动的看法。例如,作者写到30年代朋友们办的几种刊物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后,议论道:“其实我们既非集团,又无帮派,只是爱好文艺,愿意认真写作。幸而当时不搞运动,虽然禁了杂志,还未搞什么集团,划什么分子,否则我也无法在这里饶舌了。” 这段对极“左”政治的尖锐批评定稿时被作者删掉了,巴金知道,尽管胡风集团案平反了,但公开的议论仍要分寸适度。作者致潘季坰信中的一段也可作为佐证:“上海《文汇月刊》上发表的《胡风》文中有一句话‘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没有毛病?’,‘者’字也可能是误植,也可能是编者有意增加,因为说文艺工作者的‘毛病’(我自己后来改成失误),不会犯‘天条’。”将作者手稿和《文汇月刊》所刊文稿对照, 确如作者所言,原稿中并无“者”字,是误植还是编辑增补,现在已无法考证,但可以推断的是,巴金对行文的政治拿捏是非常敏感的,一字之差,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便有天渊之别,尽管作者的原意是不怕犯“天条”。《怀念胡风》所记述的往事以能见出胡风的人品和进步性为剪裁原则,在胡风文学活动的叙述中蕴含的评价多与政治裁判暗相对照,把孰是孰非的判断权留给了读者。政治上的适度拿捏耗费着作者的心力,但巴金又能如何呢?

反胡风运动之后,巴金参加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写了多篇“过关谈”,并且参加了对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的批判。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巴金建国前的作品受到集中批判,多为政治性过度诠释。1965年6月被指定参加对电影《不夜城》的大批判,作《谎言一定要给戳穿》一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巴金旋即受到批判,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巴金批判过别人,但更多是被别人批判,无论如何,这些都成为他《随想录》反思的对象。巴金除了以自己建国后政治运动中的个体经验思考一些政治性话题之外,还主要反省了自己的“运动”心灵史和精神蜕变史。实际上,巴金并不是运动中的急先锋,也不曾处身政治漩涡之中,他的“主动表态(自我批判)”不曾伤及别人,它对别人的批判多是被要求的“人云亦云”,相比之下,他受到的伤害更多。但是文革后,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纠缠于文革、17年甚至30年代的历史恩怨,而是尽其所能由个人经验出发反思30年来政治灾难的演进过程,剖析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痼疾。

《随想录》作为一个以论议为主的随笔集,主要以作者自我经历中的人和事,以及当时的热点话题来思考当代社会问题,尤其对文革给予了痛切反思,所以必然要与当代政治产生密切关联,同时,由于文体上的特点,这种关联表现得很直接。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很多问题,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问题,仅仅是可“说”话题,而不是可“写”话题,而知识分子的真正“言说”不仅要求对象是可说的,更要求它是可写的,而且写出的文本必须是可传播文本,能够在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发表并产生文本的影响效应。很明显,当代中国文学有着自身不能承受的政治之重,所以,知识分子要借文学完成有效的公共性言说,必须在保证可说、可写、可传播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言说对象和言说方式。

《怀念胡风》充分体现了这一言说限度,但也不时在寻找着意义扩张的间隙,挣扎着说出作者对胡风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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