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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德回天——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开国元勋们

发布时间:2016-12-02 10:00浏览次数:100Tags:中国国家历史

中国人由“东亚病夫”到“铮铮铁汉”的华丽转身,似乎就在“从此站起来”的那一瞬间。从那时起到今天,中国的“铁汉子”们,始终以“站起来”的姿态,以“硬起来”的态度,敢于向美国这位老大屡屡叫板,屈指算来,已经有一个甲子了。

在武力上,我们的教科书就曾打败过它。在精神上,我们的意识深处屡屡地唱衰它。一个甲子,有直接的交火,也有隔岸的观火……其间的风风雨雨自不待言,两国的恩怨情仇也一言难尽。

彼此若以假想敌视之,对方无非都是妖魔。于是,草芥与寇仇,在彼此的眼中纷纷成像。在我们看来,最近一二十年的美国——这个世界的老大每况愈下,内政与外交乏善可陈,实在是狼狈不堪。以内政为例,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克林顿生活作风不检点,关于自己的流言飞起,小布什智商不高,显得楞。快要下台的奥巴马太黑,将要上台的川普真俗,没有选上的希拉里则太娘……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多年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早就预言,他们将“一天天的烂下去”。而这些,也许就是那个大洋彼岸,曾经不可一世的,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的美帝国衰落的一个表征?

对于老大的“乱象”——尽管我们从未心服口服过——大多数人起码还是乐见其成的。这纷纷扰扰的“乱象”,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还是夜原本就是这么黑?如果这些“黑”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美国的二百多年建国史中,是否还有一段“白”的或者“洗白”的历史?若没有的话,他们凭什么以区区二百多年的历史,后来居上,二战后即雄踞天下?

他们一定做对了些什么?这其中一定有奥秘!

国情异也,这是一定的。美国的那一套,我们不稀罕。但用他山之石,给我们的制度大厦,做一块茅厕的垫脚石,如何?

——作者题记

文│宋书林(专栏作家)

中国国家历史新媒体·特约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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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立国前后,众多的开国元勋们纷纷从天而降。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划过了那片星光灿烂的历史天空,照亮了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定格为那个时代熠熠生辉的星座。

是上帝格外地眷顾着这片土地,护佑美利坚,才让天降斯人?而来到了这个世上,他们确也无愧于上帝,不负厚爱。先是领导独立战争,继而签署《独立宣言》,最终制订《美国宪法》,独立、建国、立法,忙得不亦乐乎,将这片广袤的热土,搅得风生水起,惊动了世界的目光。他们以极度的自信、天才般的创造力、饱满的政治热情与伟大的使命感,投身于全新的国家与制度设计之中,开创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新世纪。

其实,在国家新立,大权在握之际,这些缔造了合众国的国父们,并非自信满满,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忧心忡忡,面露难色。没有论功行赏,排定座次,及时行乐,在权力的盛宴上陶醉和狂欢,却把到手的权力当作烫手的山芋。他们基于对人以及人性幽暗的深刻认识,高度地认同休谟的“无赖假定”原则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一旦权力在手,便很容易被滥用。为了防止权力泛滥成灾——被用来腐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等“作恶”行为,必须把掌握权力的每个成员——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都假定为“无赖”之徒,因而必须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无数的史实也屡屡证明,在滥用的权力面前,道德是靠不住的,自律也只是一厢情愿。因而必须通过他律——法律与制度的手段,有效地控制国家,限制政府,约束官员,给一个个权力的“利维坦”,这些凶猛无比的怪兽,套上可以由人民来自由操控的紧箍咒。把权力关进笼子,把钥匙交给公众。如此,方可保证权力健康正常地运行。

△签署美国宪法的现场

本来,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完全可以不搞“宪政”那一套,而驾轻就熟地承袭当时各国盛行的君主政治体制,心安理得地黄袍加身,责无旁贷地担当权力的主人,从而位居九五,主宰天下。在权力所营造的虚幻云端之上,产生实实在在的神仙般的感觉。这样,既能让自己手中的权力最大化,又与当时的国际接轨,何乐而不为?甚至完全可以公权私授,荫及子子孙孙,以至千秋万代。但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作茧自缚,作贱自己,将到手的权力又拱手送出,并把它牢牢地关进了自己设计的制度笼子里。不做人民的“大救星”,而甘当人民的“谄媚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个人、权力、利益与国家、民族、未来孰轻孰重,这一群以身作则的人,用义无反顾的选择,作出了响亮的回答。这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的政治家,一头钻进为自己设计的“笼子”里,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凡此种种表现,并非这些开国元勋们,这些伟大的制宪者“具有超然的心态或特别高尚的动机,而是由于这些理念和人们对于理性政治与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吻合……”(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但他们的智慧、道德、勇气、情操、襟怀等,仍然令人赞叹不已,让人肃然起敬。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他们“回天”之“大德”,也正在于此。

知难,行亦难,甚至更难。将头脑中的观念转化为现实可行的制度,殊非易事。几个月激烈而认真负责的争吵,这群人的思想风暴,在费城制宪会议上碰撞得叮当作响,火花迸溅。但是,即便是再激烈的争吵,也只是争吵而已,那种吵不赢就打,谈不拢就兵戎相见的强盗逻辑,在开国元勋们的心中并没有什么位置。他们的心中,凶猛的刀剑虽然孔武有力,但只是维护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的权利得以确立,就应该把它们弃之一旁,让刀枪入库,将马放南山。事实上,华盛顿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革命只是人生的小插曲,大功告成以后就要返回自己固有的轨迹。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自己的维农庄园。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作为统帅是如此,作为总统的华盛顿也是如此。华盛顿的一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为政治而生”而非“靠政治谋生”的人。总之还好,几个月激烈的争吵,费城制宪会议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开国先贤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之恶,并为这些“必要的恶”,筑起了五道严防死守的堤坝,这就是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从而找到遏制权力的一整套办法。


△《弗吉尼亚计划》(Virginian Plan):美国联邦新宪法之雏型

五道严密的“防火墙”,似乎已经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可确保万无一失了。但是,小心翼翼的开国元勋们还是放心不下,他们不断地做着恶梦。权力如洪水猛兽,屡屡入侵他们甜美的梦境,以至把他们惊醒。时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托马斯·杰佛逊认为,美国公民拥有枪支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他意识到,如果美国不幸遇到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公民拥有枪支对这样的无良政府能起到制约与震慑的作用。正是在他力主之下,“人民的持枪权利不可剥夺”写进了宪法的第二修正案,从法律上保证了公民拥有枪支的神圣权利。至此,从华盛顿到杰佛逊,这些开国元勋们,才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高枕无忧地睡了个安稳觉。

△第二修正案:“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言论,非常清晰地厘清了这个脉络:“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知道,选民可能选出一个蠢才或坏蛋当总统,所以设立两院加以限制。元勋们还知道,两院议员也不一定可靠,又设立大法官加以法治。元勋们也知道,大法官也许无知或被收买,所以不允许官方办媒体,让媒体获得特权:言论自由。元勋们考虑到最坏事情发生咋办:政府强权,两院失职,媒体失声。这时候,百姓最后的抗衡手段:可以持枪。”

枪!持枪权!或许这就是美国精神的精髓所在!

是的,拥有了枪支,每一个人就拥有了反抗暴政的权力(虽然枪也有两面性),它既是专制政府潜在的敌人,也可能是专制的帮凶,但要看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以杰佛逊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元勋们的共识在于,与其掌控在不可靠的政府或者少数人的手里,不如将其分散至民间,藏枪于民。当民间潜藏着一两亿支引而不发的杀人武器的时候,对政府及其权力,绝对都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量,这就迫使政府与权力,不得不放下身段,目光温和,对百姓保持足够的谦恭,而绝不敢飞扬跋扈。公民持枪合法化,既是对私权的保护——老太太也可扣动扳机,私权的保护便落到了实处;也是对官权的限制——遭到强拆的人们,不是无奈的自焚,而是用手中的武器赶走入侵者。更为重要的是,有了枪,就保证了美利坚民族的血性!美国人普遍认为,手里有一支枪,会让他们感觉更有力量。一个有力量的民族,怎能不雄起呢?当然,这已是后话了!也为以后的美国历史一次次地证明。“人民的持枪权利”的意义与杰佛逊的伟大之处,正表现于此。

五道“防火墙”,再加上“人民的持枪权利”,这种“5+1”的顶层制度设计,已经把权力逼到了“官不聊生”的境地,而人民则有福了!这种以限制政府官员放纵权力的快感,来换取普罗大众的自由,保证普罗大众的福祉,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坏的制度选择——尽管也有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后来宪政民主的拥趸者与继承者丘吉尔就曾说过,民主制度虽然问题多多,但是揆诸于历史与现实,还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丘吉尔在言语间,流露出一种制度的自信与自豪。就连与民主宪政八竿子打不着的晚清皇族重臣爱新觉罗·载泽,也看清了其中的玄机,当年从欧洲考察回来上奏朝廷的密折中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并非满洲贵族的颟顸之语,实在是亲历欧洲考察半年之后的洞明之见。载泽的“政治”大发现,不足为外人道也,故以国家机密的密折形式,呈奏给老佛爷。一旦泄露,所引发的政治地震,其冲击力绝不逊色于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

正是因为他们这一揽子的宪政制度设计,极大地限制了权力的滥用。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手握大大小小权力的人,少有人能逾越这几道防火墙,即使偶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但在一座座铜墙铁壁面前,都被碰得头破血流,并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尼克松匆匆下台,克林顿险遭弹劾。无论是“水门”,还是“拉链门”,最后都“没门”。特别是当年沸沸扬扬的“水门事件”,几十年后再回首,仍然是惊心动魄。国会的弹劾程序马上就要启动,总统将大位不保,作为美军的三军统帅,尼克松是完全可以动用“枪杆子”来保证自己总统大位的。这样的念头也并非没有动过,愚忠至极的白宫幕僚长黑格即建议调第八十二空降师来保卫白宫的馊主意,但当即遭到聪明的犹太人基辛格的奚落:“坐在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的。”博弈的最后,尼克松不得不宣布辞职,黯然下台。这是他最佳的选择,也是美国最好的结局。

△水门丑闻曝光后的尼克松接受采访

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说:“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尽管在整个事件中,尼克松只是保住了自己身上那件可怜的小裤衩,但他终究没有霸王硬上弓,死磕到底,其行为底线尚未完全沦陷,在道德和人格上也没有堕落成疯狂的魔鬼,正是他身上人性尚存的缘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人性与国家的关系,即体现出威尔•杜兰特所说的那种“改写”的关系来。而许多外在的制度机制,特别是公民拥有枪支,对专制独裁的政府以及对无道德操守的政治人物所能起到的震慑作用,让尼克松不得不“识时务者为俊杰”,则更为关键。

所以,具备了这些制度机制,不论官职有多大,权位有多重,都得老老实实的待在制度的笼子里,而不敢、不能越雷池半步。这样,二百多年来美国的权力之兽,既没有肆虐一方之虞,更无为害天下之说。而面对老老实实、笑容可掬的公权力,那些蓄势待发,子弹上膛的枪支,也没有了脾气,始终引而不发,更不会让子弹飞,发出愤怒地吼声。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28人死亡。

当然,当今的美国,枪支泛滥也是不争的事实。每当枪击案发生时,朝野上下禁枪的呼声沸沸扬扬,但最终都不了了之,美国始终把持枪权作为一种神圣的自由权利而一日不可褫夺。枪支泛滥之恶,固然会殃及无辜,而权力泛滥之恶,则会导致生灵涂炭,这也正是今天的美国人不禁枪的理由。事实上,枪支泛滥之罪孽并不在于枪,而在于扣动扳机的人。人们为什么总是指责枪支带来的危害,却看不到许多国家正是靠它来获得独立与自由的。周拓先生在《一人一票是民主的鲜花还是毒药》一文中记录这样的一个事例:“一位中国留美学人和美国人谈起‘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当我们的同胞问这位美国主妇,如果她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开枪打死他们!’这可不是什么愤激之词,千真万确,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美国老百姓的自由精神,这个事例可作最好的说明。

△美国枪击案

所以,美国人在审慎地权衡利弊之后,两害相权取其轻,毅然决然地保留了公民持枪的权利,这是对先哲遗训的继承,对法律的遵崇,也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更是对权力暴政的高度警惕。谁也不敢打包票,权力之兽,永远不会从制度的笼子中逃逸?万一它跑出来,强拆美国人的房子,侵吞美国人的私有财产,到那时,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选择跳楼或自焚吗?一旦强权肆虐,而枪已遭禁,仅有一把实名制的菜刀而已,他们将徒唤奈何?特别是遇到独裁政权,这个人类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政治集团集体犯罪时,靠几把菜刀所集结起来的力量,怎么去捍卫自己的尊严与自由?

尽管枪支之于美国人,长期闲置,几成摆设,有的甚至连一次也不曾使用过。但在美国人看来,它却是一个必要的存在而成为自由的象征。捍卫持枪的权利,就是保证美国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2013年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枪支暴力这一美国社会痼疾,终于开出了数十年来最猛的一剂“药方”,要求国会重新立法,禁止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匣销售等内容的控枪举措,但这也仅仅只是“控枪”的举措,而非“禁枪”的法令。即便如此,“控枪”也毫无在国会获得通过的可能。

夏威夷大学鲁道夫·容梅尔教授的研究证明,泛滥的权力所造成的罪恶,罄竹难书,令人发指:“在二十世纪前90年里,大约有1.7亿人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所杀害。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所面临的首要危险是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而非罪犯、企业或恐怖分子,对人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本国政府。”由专制政权一手制造的人道灾难,历史上多次重现。而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地方,悲剧依然还在上演着。遥想当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以洞若观火的先见之明,所预设的种种防范预案,其良苦用心,并非杞人忧天啊!

美利坚合众国立国之初,这个由十三个州连缀为一体的松散的邦联国家,也曾面临危机,几近崩溃。一群群来自欧洲的乌合之众,纷纷来到了新大陆,怀揣着升官发财的淘金梦,把这片新大陆当成了名利场,但最后并没有沦为可怕的你争我夺的斗鸡场。后来的美利坚,也曾经历过19世纪混乱不堪的转型期,却能从泥泞的“丛林时代”跋涉出来,跌跌撞撞,有惊无险地克服了成长的烦恼,并调整了方向,开足马力,迅速崛起,成为独霸一方的庞大帝国,个中缘由, 颇令人玩味、探寻和深思。

原因当然很多,有一点却很难否认。当初的开国元勋们,用一种充满智性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理念,造出了这个“无中生有”的新国家,在历经风雨磨难后,让她出落成美丽的美利坚。多年以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斯·弗里德曼骄傲地宣称,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和自由市场,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而在当年,在天才们设计制度的那个关键时间段里,众多的开国元勋们,遵从上帝的旨意和美利坚的召唤,以自己心中的智慧、人格中无私,力挽狂澜,大德回天,保证了这片新大陆不至于陆沉与沦陷。他们不只是为了推翻暴政而战,也不是为赢得少数人的特权,更不是“以暴易暴”,在推翻一个暴政后建立起另一个暴政,而是留下一个合众国,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们这个与众不同、异乎寻常的政治制度设计与实验,事关很多人的生命和幸福,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遵循思想的指引,拒绝轻率从事,极其审慎地对待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他们把创新和先例、理想和经验完美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创立的政府体制既具有道德理想的高度,又有坚实的现实土壤,成就了人类政治探索史上一个极佳的典范。这样的“合理主义”顶层设计,这样的“权力分立”政治架构,从一开始就避开了落后的王权政治,将权力的“利维坦”关进了制度的笼子,从而避免了“恶政府”的出现和独裁者的产生。而一旦实现了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宪政的精神之蛹便破壳而出,美利坚,这个新生的国家,便化蛹为蝶,从此开始飞进了一片风光无限的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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