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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历史|批斗会上的爱情

发布时间:2016-11-30 20:03浏览次数:100Tags:爱思想网

陈定学,现居郑州,长期致力于医学、哲学和脑科学研究。本文由作者授权爱思想网首发。

在疯狂的文革中,一个“小反革命”横遭批斗,在即将被捆绑吊打的危机时刻,一位美丽的女知青勇敢地站出来仗义执言、制止武斗,并义无反顾地与这个“小反革命”结为终身伴侣,在残酷斗争的批斗会上绽放出一朵璀璨的爱情之花!批斗会上怎么可能有爱情?很多人都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影视剧中虚构的情节,然而让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竟然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一个知青队里。

渑池是河南西部的一个小城,位于洛阳和三门峡之间,北临黄河,南依涧水,东邻新安,西接崤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小城。20世纪60年代,那时渑池只有一所高中——渑池高中,我就是渑高1965届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曾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等职。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渑池一中读书,目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食堂”等政治运动带来的巨大灾难,目睹人民生活的极度困苦,我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万言长信,信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况,对“五八年大跃进”、“五七年反右斗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整顿干部作风”、“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克服困难的建议。1965年1月,在高考的前夕,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渑池高中全校停课对我进行大批判,校园里贴满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被打成“反动学生”、“小彭德怀”和“小反革命”,被开除学籍、团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那年我才18岁,18岁的我就踏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

1965年冬,渑池县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于我家是城市户口,所以我也被列入下乡的行列。1966年4月26日,我和县城的知青们一起下乡到渑池县新建的一个知青队——“果园新建队”,所谓“新建队”就是由下乡知青组成的一个新建的生产队,而“果园”则是新建队所在的村名。新建队位于当时的西村公社果园大队的一个叫作“三教堂”的高坡上,也许这里曾经修建过供奉佛、道、儒三教创始人的庙宇,但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那里完全是一片荒凉的草坡,昔日的庙宇早已不见踪影。大文豪苏东坡曾写过《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上尚能留下鸿爪,但昔日的“三教堂”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们这批知青将要在这里书写新的历史。

新建队共有知青42名,大部分来自渑池县城,另一部分来自渑池的一个煤矿。那时我们都还非常年轻,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6岁。为了领导这批知青,县上还专门派了三名干部带队,分别是县农业局副局长邵民庆、城关镇女干部任宝珍和财政局干部刘英然。下乡之初,全体知青和县建筑社的师傅们一起挖地基、盖房、打井,经过几个月的奋斗,终于在“三教堂”这个荒凉的草坡上建成了渑池县第一个知青队。队里建有办公室、知青宿舍、食堂、仓库和图书室,食堂的后面有水井和牛圈。新建队初具规模,这里成了我们42名知青的新家。新家建成后,果园大队又划拨了几十亩地让我们耕种,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辛勤播种、耕耘和收获,就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我们的下乡岁月。

1969年新建队部分知青合影

青年时代的陈定学

我1959年考入县一中,在初中就开始爱上了哲学,并立志考上北大哲学系,成为一名出色的哲学家,然而,1965年的政治灾难堵死了我的北大之路。那时我曾反复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既然进入大学已无可能,我决定走自学之路,决定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下乡到新建队后,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家园的建设之中,我利用自己在学校学习的几何、数学知识,绘制了新建队的建设图纸,供建筑师傅们参考。在挖地基打夯的时候,我的左脚被木桩砸伤,肿胀溃烂不能行走,我就日夜住在建筑工地上,一边看护材料,一边继续劳动。队部建成后,开始了农业生产,我总是拣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干,下决心在实践中磨练自己。深翻土地的时候,我总是扛着一把最重的大镢头在前面刨土;厕所的粪池满了,我和另一位知青把粪便一担担挑到地里,并把粪池清理干净;队里的耕牛没有人喂了,我就去牛棚喂牛。文革开始后,新建队也出现了造反和动荡,带队干部被揪斗,不少知青都跑出去串联,有一年的夏收时节,地里的麦子熟了却无人收割,我带领少数留下的知青割麦、打场,把宝贵的劳动果实收获归仓。

下乡伊始,我就制定了自学计划,决定自学医学和哲学两门大学课程。我带去了许多医学和哲学书籍,稍有空闲,就开始读书、自学。劳动间隙,人们大都在打扑克、说闲话,我就跑到僻静的田埂下读书。文革期间,我被打到牛棚去喂牛,我又把牛棚变成了学习的“课堂”,我一边给牛拌草,一边在小油灯下读书。1967年冬,队里派我到县机械厂去打工,干的是又脏又累的翻砂工。为了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我找了一块废木板,用旧砖头支成一个小书桌,每天晚上就在这个简陋的“书桌”上读书,记得《资本论》第一卷就是在这里读的。就在那山村寒夜如豆油灯之下,就在那风雨如晦的牛棚之中,就在那轮番的批斗会后,我发愤读书、自学,从不懈怠。下乡八年,我自学了医学、哲学两科大学教材,为日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和研究哲学奠定了基础。

陈定学在牛棚中刻苦自学(《河南青年》1982年第2期文章《青春的答卷》插图)

一起下乡到新建队的知青年龄大都比较小,小小年纪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所以文化程度大多不高,知识也比较贫乏。在这些人中,我的年龄最长,学历也算最高,所以每当遇到不懂的问题,不少人都喜欢向我请教,我也把他们看成小弟弟和小妹妹,耐心地为他们释疑解惑、传授知识。为了让大家学习更多的知识,我利用吃饭和晚上休息时间,给大家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冰河》等文学名著,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经过几年的相处,大家对我有了真正的了解,许多人不再相信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风浪再一次袭来。1968年,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新建队也不能幸免。1968年的深秋时节,“工宣队”进驻新建队,这个“工宣队”由县铁业社工人李虎成和另一位姓郭的工人组成。郭师傅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而李虎成却是一个疯狂的造反派,他原是县剧团一个跑龙套的,后来下放到铁业社当工人,在文革中积极造反,当上了造反派小头目。被派到新建队后,他终日披着一件军大衣,趾高气扬、耀武扬威、气焰嚣张,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能是我对他不那么恭顺,所以他一到新建队就把我定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鼓动大家检举、揭发我的反动言行,并召开大会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与斗争。

下乡两年多来,我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辛勤劳动,一直刻苦自学、勤奋读书,我有什么“反动言行”?又干了什么“反革命活动”?我决定与这个狂妄无知、不可一世的造反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我勤奋读书、学习哲学,于是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我是“反革命野心家”,我立即用毛笔在大字报旁边写了一首诗反驳,开头的两句是:“一心为人民,个人无野心。”文革中,不少人都在传抄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写屈原的诗:“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我把这首诗抄在笔记本上,知青中的一个告密者看到诗中有“杀人刀”字样,就向李虎成告密说我写了“反动诗词”。李是一个不读书、不学习,无知而又狂妄的家伙,他接到告密后大喜,认为这一次可抓住了我的“反革命罪行”,并企图借此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当晚的批斗会上,李虎成迫不及待地宣布了我书写“反动诗词”的“反革命罪行”,他疾言厉色地质问我:“你写反动诗词,说你手中握有杀人刀,你拿刀究竟准备杀谁?!”

他一提到这首诗,我立刻明白这个无知的家伙错把毛泽东的诗当成了我写的“反动诗词”,于是就不慌不忙地说:“手中握有杀人刀,究竟准备杀谁?这个问题不要问我,要问毛主席。”

李虎成一听勃然大怒,他高声叫喊道:“你写反动诗词,还敢把责任推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你简直反动极了!”

我立刻反驳道:“这首诗的作者是毛主席,不问他,又能问谁?”

李虎成一听这首诗是毛主席所作,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立刻像泻了气的皮球一样,连忙宣布“散会”。新建队的知青们把这件事传为笑谈,在五十年后的聚会上,有人还回忆起了这个把毛泽东诗词错当“反动诗词”批判的笑话。

为了打击我的“反动气焰”,李虎成又拉着我去果园村游街。在游街的时候,我昂首挺胸,并默念着我写的游街诗:“挂牌长街行,昂首且挺胸。宁为真理死,决不苟且生!”

批斗会开了多日,我总是据理力争,坚持不低头、不认罪,有时还把李虎成搞得很狼狈,于是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在食堂门口贴了一张毛主席像,勒令我每次吃饭前必须先向毛主席请罪,否则就不准吃饭,打算借此侮辱我的人格与尊严。1965年挨整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过认真的反思,我认为自己在万言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对“五八年大跃进”和“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提出的“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建议也是符合民心、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我认为自己根本无罪,所以我坚持不请罪。为了不请罪,我总是最后一个去吃饭,做饭的知青同情我,偷偷把饭留在锅里等着我。一连几日,我没有请过一次罪,李虎成恼怒万分,有一天中午,他偷偷躲在食堂里,专门等我去吃饭的时候逼迫我请罪。

那天中午,开饭的时间已过许久,吃饭的知青们大都离开了食堂,我这才拿着碗筷去吃饭,然而刚刚走到食堂门口,李虎成立刻跳出来拦住我,高声叫喊着让我请罪,否则就不许吃饭。我站在食堂门口,宁可不吃饭也不请罪,李虎成见我态度坚决,就是不低头认罪,于是他把全队知青都召集到食堂门口,并让打手找来绳子,准备对我捆绑吊打。食堂门口成了临时批斗现场,我站在毛主席像前,李虎成站在我的旁边,全队知青围了一圈。

一切准备停当后,李虎成声嘶力竭地对我下了最后通牒:“你如果再不请罪,就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仍然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坚持不请罪,这时李虎成和打手们檫拳磨掌,准备对我捆绑吊打。当时批斗现场鸦雀无声、气氛十分紧张,然而,就在这十分危机的时刻,人群中突然传出了一个女知青气愤的声音:“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正义的声音如同晴天霹雳,让气焰嚣张的李虎成十分震惊,他呆呆地站立在那里。随后,不少知青也纷纷发言反对武斗,看到有这么多人反对,李虎成不敢一意孤行,他的武斗阴谋也未能得逞。

下乡时的张怀宁

在批斗会上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女知青叫张怀宁,那年她刚刚18岁,亭亭玉立,皮肤白皙,皓齿蛾眉,两个明媚的大眼闪烁着光芒,她是新建队,也是整个渑池县城最美丽的姑娘之一。文革中有一部电影《春苗》,演“春苗”的女主角李秀明长得很漂亮,但不少渑池人都说,张怀宁要比“春苗”更漂亮!她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她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能唱许多好听的歌,还能唱京剧,如果不是遇到那个动乱的年代,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耀眼的明星。她和我一起下乡到新建队,经过两年多的相处,她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我的遭遇也十分同情,所以当她看到我即将被捆绑吊打的时候就勇敢地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制止武斗!有学者统计,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国有3000万人被揪斗,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如果没有她的仗义执言,我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共和国的前27年,极左思潮肆虐,政治运动不断,而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人性的严峻考验。如果一个人被无端扣上可怕的“帽子”,如果一个人不幸成为运动的对象,那么许多人都会因为怕受到牵连而与他划清界限,就像避开瘟疫一样远离他;有的人还会积极检举、揭发他的“反动言行”,并在批斗大会上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斗争;即使是昔日的好友,也有可能落井下石、反戈一击,而敢于主持正义、仗义执言的人少如凤毛麟角!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张怀宁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但她却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站出来为一个“反革命”仗义执言,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她的正义感、她的大无畏精神不能不让人赞叹!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曾写下感人的诗篇,盛赞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彼得堡著名美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等是伟大的俄罗斯女人!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中,也有不少像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那样伟大的中国女人!

我终于躲过了一场劫难,我非常感谢为我仗义执言的张怀宁,非常感谢这位美丽的姑娘。由于心灵相通,两颗心很快就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1970年1月,张怀宁拒绝了多家提亲,义无反顾地与我这个“小反革命”结为夫妻,血雨腥风的批斗会上终于绽放出了一朵璀璨瑰丽的爱情之花!

参加工作后的张怀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劫难过后,另有新天。1969年1月,新建队解散,我和张怀宁一起插队到渑池城关镇北街大队。经历了许多曲折,1973年的岁末,下乡8年的我被义马矿务局招收为工人;1975年冬,下乡10年的张怀宁被义马市医药公司招收为营业员。1976年,我被调到千秋煤矿医院担任医生。1979年,我的冤案得到平反。1980年,在全省医务人员职称晋升考试中,我考取了100分的好成绩,名列全区第一名,被越级晋升为中医师。1982年4月5日,《河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青春的答卷——记在逆境中刻苦自学的青年陈定学》,对我在逆境中刻苦自学的事迹作了报道。《河南青年》、河南电视台以及《健康报》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转载,河南省委宣传部主编的《为中州添光彩的人们》一书也收录了我的事迹。1985年10月31日,《中国人才报》在一版发表了“推荐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的文章,介绍了我的坎坷经历和自学取得的成绩。1986年,我被提拔为义马市中医院院长,之后又担任义马市卫生局副局长、科协副主席等职。在工作之余,我继续研究医学和哲学,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与文章80余篇,获得两项科技成果奖,并出版了《破解大脑之谜——精神分子论》《精神的革命》两书。

1982年4月5日,《河南日报》《青春的答卷——记在逆境中刻苦自学的青年陈定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俯仰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知青,而今都变成了两鬓如雪的老人。几十年来,我和张怀宁相濡以沫、琴瑟之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唯一的女儿也成了美国的一名博士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风风雨雨几十年,我们即将迈入金婚,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血雨腥风的批斗会,永远不会忘记那疯狂的文革,我们衷心希望这样的噩梦永不重演!

2015年,陈定学、张怀宁结婚45周年合影

2016年4月,下乡五十周年合影,第一排右起第一人是张怀宁 最后一排右起第四人是陈定学

2016年7月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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