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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汪篯与中华版《唐六典》点校本

发布时间:2016-11-30 16:01浏览次数:100Tags: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汪篯教授

汪篯与中华版《唐六典》点校本

徐 俊

唐长孺先生在为《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写的序言中,提到汪篯于1960年代曾经着手《唐六典》的校勘,唐先生说:

大致在1960年,他着手校勘《唐六典》,他给我看了几条校记,其中有好几条是关于祥瑞的,本来似乎无关重要,不妨放过,可是他蝇头细楷,写上夹签,校正了旧本的讹夺。

最近看到网络上有关汪篯审校陈仲夫点校本《唐六典》的旧档,我怀疑唐先生所说与汪篯审校陈仲夫点校本或许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汪篯于1960年代曾经着手校勘《唐六典》的说法,是唐先生的一个小误会。

现在通行的中华版《唐六典》整理本,是由汪篯的同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陈仲夫点校的。从1962年约稿,到1992年出版,历时30年。其中的故事,尤其是汪篯历时三年的审校,是他生命最后几年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也是值得人们去追忆和回味的难得的佳话。

陈仲夫整理《唐六典》,缘自他老师邓之诚的一番话。1940年代,陈仲夫师从邓之诚先生。一次课后,邓先生留下他,并拿出一部巾箱本《唐六典》,是日本人近卫家熙1724年的整理本,颇为激动地说:“此本有不少问题,近卫本成为《六典》的权威本,实是国人的耻辱。”正是受老师这番话的触动,1960年,陈先生决定着手重新整理《唐六典》。1962年12月,中华书局与陈仲夫签订点校《唐六典》约稿合同,约定分批交稿:“自1963年1月起,每月交5-7卷,五月底交完。”在确定约稿前,按惯例要约请专家进行样稿审查,《唐六典》的外审就是由汪篯承担的。

汪篯对《唐六典》第二卷的审读意见,文末署12月12日,应该是1962年,即上述约稿合同签署之际。审读意见全文如下:

《唐六典》校点本,第二卷,审查意见如下:

(1)质量是较高的。可用。点句未见有甚错误(没有逐句看)。其中驳近卫、玉井之说有些条是很好的。如“识官”条、“糊名”条、“六尺床”条是。

(2)校勘不繁琐。玉井是博之校,我未见到。以与近卫校本相较,凡近卫校本迹近繁琐者,已多删去。

(3)校者主张用双行夹注,是可以同意的。这首先是因为校注不繁琐,不致使读者望而生厌。其二是某些地方,校者的意见似乎主张存疑而不下断语,如用正本定断,下加附注,则不易表达。我觉得作者所持理由可以尊重。

(4)校稿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足以说明它也还是瑕瑜互见的。

甲.个别条目不足以驳倒日人校语,且似校者所说有误。如吏部郎中下“七司”条。

乙.校语中引文仍有脱漏字。如“识官”条、“糊名”条。此问题易解决。

丙.校文有很多与近卫校意同,均未指出。这些逐一指出是繁琐的。我的意见是在总叙例中作一说明。或者作者原有此意,则更好。

丁.有的仍沿袭近卫的误校,如“吏部主事”条。有的近卫校可商,不宜置之不顾,如“九嫔”条。

(5)校稿中还有一些技术问题,可以商量。

甲.校语注意简洁,这是很好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但某些必须稍加数语才能说明问题的,似乎还可以稍加几句。

乙.校语中所用“其下”字样,宜改作“此下”字样。

丙.有些地方,可作多字连校,不要断续说明。这样更方便于使用这书的人。

丁.引文中有些大部头的书,需要说明卷数或条目,以便于使用的人检校。

(6)在原稿中,我逐条贴了意见,其中有一些并非原稿有误,而是供校者和审者再加思考的,请勿揭去。

(7)此卷粗略校阅一过,已费去十小时左右时间。估计出版以前,尚须重新详阅,则每卷平均当须花二三日劳动日。原书三十卷,所费时间,当须费六十个劳动日即整整二个月的工夫。如果集中校阅,恐不可能。希望与标点者直接说明,分卷交付我审校。零打碎敲,比较合适。

(8)此书在出版以时(前),必须详加校阅。因日人甚为注意此书。个别失误在所难免。但如失误较多,则易给予日人以口实,某些日本的囗囗学者可能用来破坏我国学术上的威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站得住脚。如果他们来,我们就得顶住。因此我主张中华书局对此书的出版,重视一些。请考虑是否在我之外,再请武汉大学唐长孺同志看一看,特别是兵部一部分。他对“兵制”方面的研究,比我要多。如考虑到太费时间,我的意思是至少兵部一部分、将军一部分,寄给唐先生审一下。

最后,还须说明,校者对此书确是花了很多劳动的,宜致鼓励。关于此书交我审校,可与校者说明,校者和我,一般说,不致发生什么大的矛盾的。

汪篯 12.12.

此后,陈仲夫按计划陆续交稿。1963年3月11日,中华书局古代史组综合汪篯的意见致函点校者陈仲夫,表示汪篯和唐长孺二人对此书都比较关心,拟请他们协助审稿。

汪篯于1963年底接到《唐六典》点校稿,旧档中有他于1964年1月2日给中华书局古代史组的信,全文如下:

中华书局古代史组同志并请转灿然同志:

《唐六典》已于1963年12月30日接到,当日即开始进行审查。此稿系校订古籍,因而必须勘对,与审阅他类稿件不同。我是用陈稿与近卫本、玉井校记对核的,由于核对以外,一般还要查检校记所引原书,且发现问题时,又须补出若干未作校记之处,因而,工作的进行是很慢的。根据四天以来审查的结果,大约每天全部花在这项工作上,用8小时或以上的时间,只能审阅5千字上下。《唐六典》全书约30万字,依此推算,须用60个整工作日,才能审毕。我以病情较重关系,每日8小时还不能保证,且常有其他工作,如此审阅下去,势将旷日持久。审阅有两种办法,一种即现在所用办法,缺点是需时较久。另一种办法是只看陈稿,不与近卫本对核,这样可以快些,大约时间可省掉一半,但是据前两卷审查结果看,恐怕质量不能保证,因为有许多问题,只有核对两种版本,才能发现。陈稿的质量,一般说是较好的,但是脱漏字,错字,因抄写关系还有不少。据陈说,他的稿子已逐字与宋本核对,但据我审查的结果,显明有脱误的地方还是不少,用后一审法,则不可能发现。事情返还这样,错字有时是本人对不出来的。陈稿校记的问题也不算少,前两卷已查出很多。采用何种审法,希望你们给一指示。此致

敬礼,并祝

新年快乐

汪篯

1964.1.2.

信笺的边上有赵守俨先生1月8日手批的意见:“首先是保证质量,希望他用较细的办法审查,时间稍久没关系。但希望他酌量休息,不要因此影响健康。赵琪同志拟复。俨 64/1/8。”

汪篯带着严重的肠胃病,经过一个月每天连续十小时的审读,完成了第一遍审校。1964年2月8日,汪篯给刚刚做过脑瘤手术的金灿然写信,谈到了《唐六典》的审读情况。这封信写得非常郑重和动情,对老友的关切和自己完成托付的欣慰,溢于言表。信的全文如下:

灿然同志:

自你住院以后,时向朋友探问情况,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三日,我到北京医院检查,诊治肠胃病,均曾探望,但那时还在谢绝探视期间,都未能见到。最近知道你开刀以后,经过良好,视力已恢复正常,极为高兴。祝你日益健康,短期内即恢复体力,更希望您能静心休息,不要多想事情。这样一定能很快痊愈。我的病现已查清,是十二指肠扩张,其他脏腑一切正常,肺部已开始钙化。这个病没有生命危险,如果内科医治无效,可以用外科手术根治。知关垂注,敬以奉闻。《唐六典》用了一个整月,每日约用十小时的时间,审校了第一遍,大概再有二十天,可以审完第二遍。这部书的标点工作做得很不错,校勘的问题比较多,总共提出了约有一千个问题,并且对校记作了修改。作出以后,照我看,一定能比近卫本大大提高一步。也请放心。因为怕你需要多休息,详情留待你完全复原时再谈。好在这本书的出版已经有保证了,放心吧。

敬祝

痊安

汪篯 二月八日

在另外一张纸条上,还有他给护士的留言:

护士同志:如果灿然同志的健康状况已能听读信件而不能阅信的话,请您给他读一读。如果连听也不能,留待以后再说。


汪篯的审校工作一直到九月尚在进行中,没有他信中说的“大概还有二十天”那么快。9月9日,古代史组给陈仲夫的信说:“您所校点的《唐六典》,我们已送请汪篯同志校阅,经我们与汪篯同志联系,知道他正在进行是项工作。”据陈仲夫后来回忆,“有一段时间,汪先生每晚到陈先生家商讨书稿中的问题,有时为了一条校记,甚至是据哪部书而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汪先生仍然前往,二人争论依旧”(柳宪《好事多磨——〈唐六典〉编后絮语》,《书品》1993年第4期)。中华编辑部《唐六典》书稿档案中,存有一份陈仲夫1990年11月亲笔撰写的《后记》,不知何故当时未附印在书后。《后记》说:“汪先生于百忙之中抽空对它从头至尾逐字逐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核,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历时近三年,方才毕功。”并说《唐六典》点校“虽然是由我独立完成的,实际上却包含着众多师友,特别是汪篯和柳宪(本书责任编辑)两位先生的心血”,可见老一辈学人信义、谦逊的气度。

汪篯的审校工作到1966年才基本结束,尚未及将书稿交还中华,“文革”爆发。不数日,汪篯含冤离世,《唐六典》整理稿随同他的全部藏书一并上缴,从此不知下落。直到1978年,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发现了其中的三卷,经辨认笔迹,判断为《唐六典》整理稿,最终找到了仅缺一卷的全稿。面对劫后存稿,陈仲夫感慨说:“盛年之作,历尽沧桑,几至泯灭,垂老复得,欣喜莫名。”(《后记》)此后陈仲夫根据中华古代史组赵守俨、王文锦、柳宪等先后数任责任编辑的意见,于1983年和1988年,先后两易其稿,并亲自两次誊正定稿。前一次写定,主要就是“适当采纳了汪篯先生正确的审稿意见”(《后记》),但有所取舍,据书稿档案记录陈先生的谈话,实际采纳了仅约十分之一的意见。

唐长孺先生在前引《汪篯隋唐史论稿》序言中,曾经举例说明汪篯对待所审稿件的严肃认真,他说:“大致也在1960年左右,一位青年同志请他评阅论文,他认真阅读了本文,慎重考虑了优点和缺点,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评语,从理论到资料,作出了有关治学方法的指导。”唐先生所举的例子,据我推测,当事人应是历史所的张泽咸先生,张先生在《我与汉唐史研究》中回忆说:“1962年秋,历史所突然通知我参加《中国史稿》隋唐卷写作,我只好从零开始,努力阅读隋唐史籍,忙于编写史稿。其间,我写了一篇唐史论文,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附信请他们转北大汪篯先生审稿。我并不认识汪先生,曾听唐先生说是位唐史专家,故特此提及。汪先生审稿后,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对拙作进行了全面评估,编辑部将审稿意见打印,分发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作为培养青年的指导性文件。”(《学林春秋·二编》,朝华出版社,2000年)可见汪篯对待委托审阅的书稿,是一贯认真并不惜做具体查核校阅工作的。在中华旧档中,我曾经看到汪篯为瞿蜕园整理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所写的二十馀页八开稿纸的审读意见,也可印证唐先生所说。

点校本《唐六典》于1992年出版,距离汪篯审校已经过去二十七八年,书中没有对点校本成书过程包括汪篯的参与有所交待,去年《唐六典》再次重印,仍付阙如,是一个遗憾。四十余年后,有幸获睹汪篯遗札,因不惮其烦,缕述成文,以存故实,兼怀先人风范。

2008.10.6 稿

2009.1.2 改

(原刊《书品》2009年第1辑,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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