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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何冀平:我怎么会写起戏来?(第1213期)

发布时间:2017-07-12 19:02浏览次数:100Tags:编剧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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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征文文 |何冀平

我羡慕很多人,他们可以给自己下很多定语,我却不行。记得小时候和邻居的一个女孩跟舅父学小提琴,出于客气,舅父过多地夸奖了那个女孩,我觉得自尊受损,当即不学了,至今我只会拉几个简单的曲子。

由于修建人民大会堂,我的家从天安门西侧一个讲究的四合院,搬到偏远的龙潭湖,我进了附近一所平民的学校读一年级。同学多是周围居民的子弟,他们看不惯我穿的皮鞋和过于整洁的衣着,又从他们父母的口中知道我的父亲在香港。那个时代,谁沾上香港的边儿谁就有“特嫌”,于是我成了他们议论、攻击的目标。“文化大革命”在我这里提前开始。

由于缺乏童趣和伙伴,过剩的精力便向别处伸延。我发现家里书架上有一排一模一样的书,浅黄色的封皮,烫金的字,便够着拿下来翻看。我发现这些书与别的书不同,每页靠左边有一排黑体字,像是人名。比如“某某某”下面是另一个人名,这人名下面又是“某某某”。我想从中找出两个挨着的“某某某”来,总也找不到,我时常一两个小时地翻找,不知道这就是《莎士比亚全集》。也许是戏剧的老祖宗被我这个六岁的孩子打动,多年后,真让我走上这条路。

童年,一切萌动中的情趣和才智,都被结结实实地踏平了。如果,以十四岁为童年与青年的分界,我实在追忆不出什么童年的乐趣。后来,我从事创作,最需要想象,我的这方面能力也还不差,想来可能是悖论的道理,这是后话。

编剧何冀平

中学的成长,会为一生的行为定格

考中学那一年,统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家庭》。平日文章写得不错的我,一看就昏了头。我知道我的家庭不能写,更不能把父母写进去,真实的描述会带来许多麻烦。我立刻想到写祖国。我写到在草原上放牧的“姐姐”,在炼钢炉边炼钢的“哥哥”,给了我目标和勇气的“父亲”,养育了我的大地“母亲”……刚交了考卷,我就被监考的中文老师狠狠地斥责了一顿,他说我严重走题,别说考入名校,上不上得了中学都很难说。我远远地避开众人,恐惧地等着发榜。不料,我的这篇作文得了满分。可能是阅卷的先生认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胸怀”,难能可贵吧。我考入当时北京的顶级名校——师大女附中(现名实验中学)。

学生时代的何冀平

这所学府名流云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一大群政界、学界显赫人物的女儿都在这里读书。师大女附中是一所极正统的学校,校风严谨,活泼不失大方,朴素难掩华贵,从教师到学生,都有一股奋发向上不甘人后的劲头,每时每刻精神奕奕,开足十二分马力,走路一阵风,不论放在哪里都要出色。女附中学生视野开阔,心胸开朗,率直坦白豁达,少小女子风姿,多男子气概,这也影响到后来我的作品,喜倜傥昂扬,少儿女情长。多年后,再遇到学姐学妹,既使白发苍苍,依然有如同长在身上,化在骨子里的那股青春年华。人,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在中学,会为一生的行为定格。批判女附中“培养修正主义黑苗子”,真是冤枉。我们天天学“毛著”,不停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小时候衣着过于光鲜招至攻击的教训,此时我常年都是白衣蓝裙,但过于斯文的外表,还难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的重点。前些年,母校校庆,同学们相聚笑谈以往,我心中仍有一丝酸楚。

一个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没成年,就失去了读书的权利,要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本来离开城市离开家,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在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上,我突然觉得挣脱了一切枷锁,乡民们不管我的父亲是在海内还是海外,他们只知道我是一个“北京女娃”,他们爱看我写的戏。

那时的农民没有电影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我们就自己编排节目演给他们看,娱乐他们也娱乐自己。打麦场上挂煤油灯,是我第一个剧作的舞台

我不停地写,镢头在黄土地上砍出一个土窝,坐下就写;棉花团捻成一个捻儿,做一个灯,埋头就写,写到第二天早晨,两个鼻孔被油烟熏得黢黑。乡民们看着我写的戏笑,我看着他们笑。后来,我的剧作曾在世界上许多灯火辉煌的舞台上演出,但我永远忘不了打麦场上那一排挂起的煤油灯。无私真挚的爱融化了我心中的冰雪,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第一次得到体现。

由于会写剧本,我写的戏,从陕北演到北京,招至上边重视,我被调令调回北京。那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我还是爱写剧本。我和其他几位业余作者为工人业余话剧团写了一台话剧,想不到竟然请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蓝天野做导演,胡宗温、谢延宁做表演指导,宋垠做美术设计……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虽然是“文革”期间,也难掩我对他们的崇敬。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赵启扬派来的。

说起赵启扬,了解人艺的人都知道。他是北京人艺建院时期的党委书记,是他团结起那么多既有才能又有个性的大艺术家,北京人艺的形成发展和辉煌,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革”中他离开了人艺,在北京市主管业余创作。我是工人写作组里最小的成员,除了写剧本,还梳俩小辫儿,在台上跳来跳去串演思想幼稚的小丫头。赵启扬看我是个可造之材,就对我说,去人艺做编剧吧。当年是“文革”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第一次招生,为了圆大学梦,我想上学,赵启扬也就没有留我。戏剧文学系五千考生只收四十五个,竞争很激烈。我考得并不出色,所幸主考的老师们更看重实践,当时,我已经有三个剧本演出发表。

上学的时候,我曾经拿着一个简单的剧本构思到人艺,那是我去香港探亲写的香港题材。第一次走进首都剧场后面的大楼,楼道宽而且静,外面是酷暑,里面很阴凉。推开会议室的门,吓了我一跳,刁光覃、夏淳、于是之、田冲、苏民……几乎所有人艺的巨头都在,都来听我——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讲一个极初级的剧本构思。我单薄的短袖衫在微微发抖,心却很热,我讲得动情,他们听得也很动情。这就是后来的《好运大厦》。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四年,指导我的谭霈生等老师为我打下坚实的基础。毕业分配的时候,北京人艺从文化部要了一个名额,指名要我去北京人艺。

我在人艺剧本组当了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话剧的殿堂,名流汇集,光是小小的剧本组就大有来头,四任剧本组组长各个赫赫有名:第一任焦菊隐,第二任赵启扬,第三任于是之,第四任英若诚。剧院把剧作家像宝一样看待。剧本组中我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我个性不太善于和人交往,他们男的,常到于是之老师那儿去喝酒谈剧本,当然也不便带着我。于是之当时是剧本组组长,他拿到我们的剧本,就会躲起来,不接电话,不见人,认认真真看两遍,才用铅笔写下意见。后来,他当了院长,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他,管剧院演戏的大事,也管消灭老鼠的小事,但他读我们剧本的习惯没有变。

一九八六年,我开始写《天下第一楼》。于老师从来没泼过冷水。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个题材和她的距离很远,一个女孩儿家能写出什么来?但我还是违心地说了赞同的话。渐渐地,我发现她可以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来……”

写完《天下第一楼》的第一幕,我拿给于老师看,我说:“您看看,如果不成,我就不写了。”于老师看完,说:“人物好看,语言生动,很有希望!”他只提了一个意见,人物的名字太文了。比如,当时剧里的厨子头罗大头叫罗龙章。我也找过剧本组的新任组长英若诚,他给我讲了“炸扳指”这道菜,使我顿悟了许多道理。《天下第一楼》的剧名曾为《客上樊楼》,取自“夜深灯火上樊楼”。在一次艺委会上,苏民说剧名不通俗,难懂。尔后我才取为《天下第一楼》,我得天独厚地感受着这些大艺术家们的直接指教。

《天下第一楼》公演了,于是之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贺何冀平》,其中有这样一句,我抄录在这里:“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眼睛发热。我永远怀念在北京人艺工作的日子,我在那儿工作了七年,后来移居香港,再也没听到过这样的话语。


何冀平在北京人艺的工作照

一个离开了乡土文化的作家,还可以做些什么

一九八九年,我随家移居香港。许多人为我惋惜,当时报纸上有文章说,一个离开了自己乡土文化的作家,她还可以做些什么?在北京,我事业如日中天,在香港,没有人认得我。香港一个家人问我,写《天下第一楼》用了多长时间。我说大约三年,她说,“在香港你会饿死。”我自己也很彷徨,在这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地方,我能写些什么呢?一九九一年北京人艺到香港演出《天下第一楼》,徐克看完戏就连夜找两样,一是烤鸭,一是何冀平。从创作电影《新龙门客栈》开始,我走进香港商业影视圈,在香港一班影视人中打滚儿。听不懂导演、监制的广东话,就用小录音机录下来,回家让老公做翻译。

八年的电影电视生涯,时常手里有三个剧本同时进行,好像耍杂技,抛着三个球,哪个也不能掉下来。当我一天可以写成一集《新白娘子传奇》的剧本的时候,我知道我不会“饿死”。

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加入香港话剧团,重归舞台。第一部话剧《德龄与慈禧》,奠定了我在香港剧坛的地位。最后一场演出,我上台谢幕,演员们按照外国的习俗,齐声踏动着台板,向我致意,观众掌声经久不息。走出香港文化中心,已是深夜,对面维多利亚海港灯火阑干,我突然觉得香港很美。

四年中连续上演我五部话剧,包括三千万制作的《烟雨红船》。那一年,香港舞台的所有主流剧团,同时上演我的剧本,香港评论界称为“何冀平现象”。

在香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重新起步;十四年过去,我多了一个故乡,多了一片乡土。离开北京时,诗人刘征送给我一首诗,最后一句:“惊寒欲问今何昔,第一楼头看月明。”

我曾经又回过陕北,我插队的那个小村子,远远地就看见延河那边黑压压站着全村的人,他们像接闺女一样把我迎进门。是这块贫瘠的土地和乡民,给了我自信,铸成我手中的笔,给了我此生赖以谋生的能力。

曹禺院长曾经握着我的手,追问《天下第一楼》我用来结尾的那副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我对人生沧桑的感悟。不少人惊讶,一个尚且年轻的女子,竟对人生有如此沧桑的感受。


与夏淳、顾威导演一起听曹禺分析剧本

我的沧桑,是从六岁开始的。我感谢这种沧桑:是它使我过早成熟;是它使我深沉不敢轻浮;是它使我在逆境中不曾倒下;是它使我知道人生不是索取而是给予;也是它,使我走上写戏这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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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作于二〇〇三年十月(此文为二〇〇四年版、二〇一四年再版《天下第一楼——何冀平剧本选》的《后记》);本文经作者何冀平、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征文共同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版权方申请授权!

何冀平简介

何冀平(1951-),中国剧作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毕业后从事专职戏剧创作,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88年,何冀平创作的《天下第一楼》演出后轰动京城,演出场次仅次于《茶馆》,被誉为当代现实主义经典。1989年移居香港,投身影视创作,完成了《新龙门客栈》《黄飞鸿》《香港故事》《新白娘子传奇》《帝女花传奇》《楚留香》等电影电视作品。

公司、项目合作◇gangqinshi01

项目、影视宣传合作◇rene0602

影视公司合作◇zqy24680

编剧合作◇dongmeijuan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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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yunying@bianju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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